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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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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危机与屈原自杀

读书学习有感---作者之心灵鸡汤   世界就是空虚,世界的意义需要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来确立。不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反而向世界索求意义,等于缘木求鱼。现世的空虚是人无法用道德的意义来填充的,佛教和庄子思想对此看得很清楚。   个体的突然诞生和突然消亡,使人感到时空外在于人。人的感情禁不住要反抗这种生存的偶然性,而把时空理想化。   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超脱主义认为,既然在世就是虚无,就是生、老、病、死、苦、业、无明,有什么理由继续活在世上?因此,肯定世界虚无的哲学,难免推导出虚妄的信念。世界本身确实无意义可言,但是人的现实性恰恰出现在否定虚无现世的意义活动中,人天生贪恋现世,并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诗便产生了。诗的世界属于那些在现世中感到不安、又不愿离弃现世的人的世界,超脱现世和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孔子说:诗不仅表达人生在世的怨恨与忧伤,而且感发人的心智,使之趋于道德规范,使人的自然存在转化为伦理状态。   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不安于现世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片面和灾难性的机遇中,与如歌的真实相遇。从而获得灵魂的精华,表达出对美好愿望的向往,是一种超越于现实对可能实现的人类道德、正义、伦理的呼唤。   诗歌表达了人类超越于唯物主义而追求心灵彼岸精神信仰的愿望,由此人即赋予了毫无意义的世界以价值。人活着既然不能没有信仰,否则要么麻木于沉沦,要么沉沦于疯狂,人活着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信仰?   诗人自杀不是日常事件,而是信仰危机!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大诗人。屈原的时代“礼崩乐坏”,生灵涂炭,杀掠四起,以道德自足的精神来维系社会的儒家信念受到了空前的怀疑和挑战,崇信儒家信念的屈原恰好死于对自己信奉的儒家信念的怀疑上。于是在自杀之前,他悲愤的“问天”!   屈原曾有很高的人生抱负和人格理想,相信个体的道德情操的完善可能性。这种道德的完美理想具有神圣的性质,“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但他的王道思想与君子人格又只能在国家的历史形态中得到实现。正因为信奉这一儒家的信念,尽管屡遭挫折,屈原仍然心系怀王,不忍去国。然而,有一天屈原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个体人格理想(善)是否根本就与国家的历史形态不相干?历史形态中的国家并不必然体现了正义和完善、人类道德与天意。所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只不过是强权者的道具。而把个体人格理想投注于国家形态,等于把自己引向了正义的反面。对自己信念的质疑让诗人彻底崩溃。   那么,儒家的道德历史哲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哲学?就其本质来说,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如出一辙。儒家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否认人的精神彼岸、否认在现实世界之外,可以有一个美好的、道德的、完善的精神世界。既然没有神圣的信仰,既然对现世的罪恶无能为力,既然屈原对他的君子人格与意志不能与天道、王道现实相统一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感到迷惑绝望总得找一个新的信念来替代被摧毁的价值。此时,屈原却不能接受道家思想而超然物外从而无视现实的恶,只得在绝望中选择自杀。今天,废弃了所有的宗教信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了替代品,历史的现世目的成了绝对的根本价值,在历史的规律之外,没有了永恒的真理与正义,所有的价值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成了绝对价值本身。于是,历史规律是绝对的,顺应所谓历史必然规律的所谓儒家王道思想及共产主义事业当然也是绝对“正义的”,哪怕它制造了最野蛮、最荒唐的德性,哪怕它踏过尸骨、涉过血泊,它同样具有历史的正义性,都可以从历史自身得到合理说明。因为历史规律是绝对的,杀人无数、白骨如山也是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人们不敢质问历史唯物主义的野蛮,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客观的,有自己的自然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质问历史如同质问太阳一样可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从此消失了”,有的只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寻求正义、自由、博爱及人道无异于再次把人尊为有尊严与客观价值及信仰的有限理性存在。这与儒家王道思想及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据说是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情调。质问历史为什么那么血腥,等于问老天为什么偏要在某一天下雨。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脚步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地踏碎每一颗柔弱的心灵。迄今为止,又有多少人敢于质问源于儒家历史王道思想及历史唯物主义导致的人类非人道、非人性暴行,而捍卫上帝与天赋的人的生命价值及信仰自由,少得可怜。人类正义与道德价值被历史王道及唯物主义的残暴所碾碎之后,屈原自杀了,无数的现代学者及诗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绝望也自杀了。疯狂而血腥的文革成了历史必然的绝唱和“正义”而不被王道者所反省,当二战法西斯战犯被送上绞刑架上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法西斯恶行施暴者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的追究与惩罚。难道这不是儒家王道思想及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了施暴者行为以历史必然的“正义性”吗?从此,真正的、永恒的人类道德与真理、正义与道德伦理完全消失了。有的只是历史必然的王道与残暴、等级与奴役!如果人类不再有宗教、不再有信仰,即使屈原再世,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也必然自杀!   在儒家王道思想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从现世的苦难中走出了不祈求上帝的人,他们企图通过一次流血的斗争来换取永恒的和平。用虔诚的目光不能进行严酷的斗争,只有暴力能够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天地。给为人类历史的理想未来而杀人的人戴上桂冠吧,称他们为仁慈、高尚、伟大、合乎道德吧!为了历史的目的就得牺牲个体的生命价值?人的价值与尊严应不应该高于历史的事业?如过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如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日夜期盼着中华民族的日益强盛,但是否应该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但是否应该无论如何得保护人的灵魂不受精神暴力污染?保护人性不受疯狂的历史理想所侵袭?形而上的人性就是爱。历史的人不是神圣的,暴力才创造历史的人,没有人可以为了历史事业杀人,任何要求这样做的历史事业都是邪恶的。屈原清楚的知道这个道理,并对儒家王道秘术的残酷无情感到不可思议,对现实的儒家道德伦理对社会丑恶与暴力的无能感到绝望,于是悲愤的“问天”,然而,天尊不可问,问天不就意味着出现了信念危机、心无所依吗?而信念的危机比身遭君王放逐更为危险、更为致命,是比身遭放逐更难以承受的心灵放逐。如果儒家的“天”确实眷顾生灵,与君子也有特殊关系,屈原何以思无所依、孤苦无告?何以现代儒生对屈原的极度绝望置之不理?屈原何以命中注定该遭受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放逐?屈原自己去问天,然而儒家的天是瞎的、聋的,对不幸陷入绝境深渊的人漠不关心。这不能怪“天”本身,它原本就没有慰籍苦难人灵的爱心与赎情。儒家的“天”根本就不能和基督教的上帝相比,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超念领域,没有超越历史王道在世界的另一边祈求得一片苦难生灵的神圣之地,面对现实的丑恶,民生的苦难灵魂永远孤苦无告!   也许人类必须经历黑夜的漂泊,才能懂得上帝的救恩。也许我们只有经过半个世纪无神论的践踏,才能知道人们心中存留一份对神的敬畏、对真善美的向往的意义。否则即使上帝近在咫尺,人们也视而不见。当我们遭遇免除苦难的历史血腥、面对功利主义的纸醉金迷而站在时代的深渊中与古典信仰对话,寻求真实的信仰也就成为可能。我们是继续实践儒家思想的历史王道血腥?还是对人世间的苦难与残暴熟视无睹超然物外?还是欣然接受上帝的救恩而获得平等的自由与博爱?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什么才是我们的真实信仰?什么信仰才能减轻人类的苦难与罪恶?   儒家的历史王道是什么?它不过是制造出某种社会形式给人带来无法逃避的强迫性困境,逼着人同它赌博,似乎人只能接受、没有拒绝赌博的权利。庄子揭发儒家王道实际上就是争权夺利,充满着极端虚伪的残暴行径。王道哪里体现什么仁义,不过是刑戮与狡诈。历史政治扭曲人性才是真正的不仁、不道德!庄子认定王道政治有损于人的纯净真朴,把人变得不再像人。要保存性命的真,就得远离王道,远离王道政治,不与封建官僚往来,不沾染狡诈、血腥及残酷而退出王道政治赌博!历史中的儒家封建国家并不是以公正价值原则建立起来的,而是以野蛮的暴力为根据,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和折磨。这种国家根本就是不道德的非理性存在。盲目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使人堕落的恶,因为它肯定了以现实国家为根据的嫉妒和仇恨,还把这种情绪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上升为一种全民族的人民都必须为之牺牲的民族意志,从而肯定了此世的牺牲与杀戮是合理的,甚至是正义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根据人类历史合乎自然规律的理性法则,人被分成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卑贱的人,他们为历史所抛弃;一类是超凡的人,战争时代的帝王将相,和平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具有在自己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凡人顺从生活、卑躬屈膝、循规蹈矩;而超凡人则可犯法、破坏,凌驾于他人之上,但无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跨过带血的尸体,涉过无辜的血泊,都是历史王道要求超凡人去担当的。根据这一基本原则,超凡人有权革除凡人的生活、夺取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历史王道的障碍,是对实践历史必然发展规律毫无作用的人。于是,凡人的呼声---平等的权利与自由,无异于弱者的哀嚎---痴人说梦。   历史王道告诉我们,有史以来的伟人及恩人都曾经跨过无辜的血泊:“大家都杀人,在人世间,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的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带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为人类的恩主”,成为公侯败为寇。成功了,杀人者是伟人;失败了,杀人者才是恶人。伟人与恶人没有本质区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那些杀人的人类伟人有自己的价值根据:杀人是为了推动历史,带领世界走向美好的未来;用历史中人的悲惨鲜血和眼泪才能换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要想清除人世间的恶,建立起新中国,就必须犯罪、允许杀戮、赞歌和残酷。在两千多年来儒家王道思想的践踏下,中国国民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是非道德价值标准。在别人看来,杰出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是无可争辩的伟人;而在国人看来,只有历代帝王将相杀人犯才是伟人。在别人看来,追求真理是神圣的伟大事业,而在国人看来,追求权势、暴力、残酷才是神圣的伟大事业,才是光耀祖宗的唯一捷径。儒家道德成了强盗身上的外套,缔造了一个个满嘴仁义道德的所谓君子,其本质却是男盗女娼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残酷小人,儒家道德一旦与王道政治合在一起,不可避免的成了统治者功利性的伪善工具。屈原对信念的反叛首先表现在对儒家“仁义道德”思想的质疑,甚至到了欲加以否定的地步。在世的孤独吞没了屈原,王道的价值让屈原彻底失望了。在忧伤、愤懑、苦涩的心情中,心系于民的屈原,竟然也开始怨民、愤民,甚至产生遗世离群的念头(“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本着儒家信念,屈原主动担当历史,自居为王道的命运,如今,他想把这一切统统抛弃,遁入大自然的怀抱,登高望远自乐畅情,在王道历史之外依息风巢领略怡然情趣。   的确,屈原已经走到彻底离弃儒家信念的边缘,再走一步就可以得到解救。然而儒家信念使真正的君子很难在政治失意时为自己找出逍遥的最终理由,君子应当为王道而死才对,时势不妙就逍遥,的确让屈原这样的君子难以想象。经过信念的放逐,屈原仍然回到了原有的信念,屈原不能接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道互补思想,他走不出去了。   屈原不能接受道家思想,在他看来,难道君子应该弃世而不顾,置人类的正义、幸福、秩序于身外,只求一心的寂然不动和个人情趣的兑现,对现世中的恶、苦难、不幸和残酷无动于衷、无所住心?以一己之心为万民之心,以个体生命承担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命运,把个人的命运与世人和历史的命运系在一起,对屈原来说,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类道德精神。然而,儒家信念的困难,不在于强调个体人格与超个体的历史王道的同一,而在于从来没有提出询问什么是真实可靠的价值的可能条件,不去询问历史王道的正当性,不去考虑历史的政治的甚至超脱的权力与道德以对人类性命的残酷为基础是否真的正当而且可靠,不去考虑儒家的君子人格道德自足是否真的能够担当天命而拯救生灵匡复社会正义、是否能保证不引出荒唐的恶果?事实上,恶果已经产生了,否则屈原不会为民而忧心愁悴、思无所依;面对历史王道的残酷恶果儒家道德自足的君子们也不必无可奈何无视现实之恶而隐遁逍遥,如此,儒道互补的大秘密也并非必要。   对屈原来说,如果有了超念的世界及根据,人的精神起码可以询问自己是否陷入荒唐,至少能够反思批判,以至恶统统被掩盖在历史的道德形态之中。有了超念的形象(天使)及超念的根据,起码使得人类的欠缺和恶一再被揭露、而非被掩盖起来,使得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绝对根据一再受到询问,而不是不闻不问。屈原提出问天乃是要解决自己所信奉的信念的根据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己的信念确实可靠的根据?我们凭什么要确信某种信念?超念的提问拒绝不加询问地接受任何给定的道德原则,无论历史给予的、还是先圣传喻的。屈原的“问天”既是对自己信念的反叛,同时又是超越自我意识的困境、重建自己的确信的精神探险。从“天”到地,从王道历史的开端到王道历史的终结。屈原已经知道,根据历史王道确立的信念无法说明王道历史的残酷,他必须求得这一切的根据。显然,屈原的求问只能由一位神来回答,然而,屈原面对的天不是超越而降临于世的上帝,他的上帝(天)是聋的。   屈原所信奉的儒家学说拒斥超念的至善,而确信人的与天同一的道德心性已经自足了,即认为人的智慧与德性已经足够代替天(上帝的绝对善)而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人在历史王道及其以人的族类性为依据的伦常宗法中可以心安理得、万无一失。屈原的“问天”之所问恰恰是对儒家道德自足的质问,他怀疑历史王道、甚至天神的义,就是对儒家君子和圣人德性本身的怀疑,而这样的怀疑对君子屈原恰恰是致命的。只有否定了人性的自足性(包括道德性与认知力),同时肯定神的至善,屈原才能找到灵魂的归依。人固然超出了动物的状态,但并没有摆脱道德状态上的欠缺,人还没有自足到万德自足的程度,人无法解决自己本性的欠缺所带来的恶,因而需要神的救恩。面对神的绝对善与义,正视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道德本性的欠缺,才能发现自己根本不能解答何为生活中的义的问题。   现代儒生说,西方有上帝的观念,是由于西方精神感到了人的罪和恶,人的孤苦无告、思无所依。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应答人的祷告的上帝,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就没有罪与恶,没有孤苦无告、思无所依的生存困境呢?只有确信人的恶与非道德自足本性,我们才能在制度上与思想上限制人的恶与非道德的泛滥。我们才有可能把社会公正建立在公正法治制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共产党官僚的君子人格道德自足的盲目信赖上,其本质就是我们中国需要法治而不需要人治。对权力的制度性限制是防止人性堕落的根本方法。   屈原的自杀不是由于“心系怀王”,也不是由于楚为秦灭,而是由于信念危机导致的绝望。“心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悲回风》,表达了整个信仰生命被猛然抛入了虚无的深渊,屈原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   信念、理想、希望是精神生命的根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信念、理想、希望的无用性,精神生命就跌入虚无的深渊。在这个深渊之中,如果生命的思与情找不到超越深渊的路径,生命自身的热情就会焚毁生命自身。过去的信念和理想已不再可信,深渊的彼岸又是一片荒漠,屈原不得不自杀。   屈原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敢于怀疑自己曾经热切以整个心身信奉的信念。“问天”表明,屈原毕竟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对信念没有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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