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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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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法律根据(连载之三校正)

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法律根据(连载之三校正)
   作者:贺伟华
   (三)、民主与法治的界定与关系
   1、民主的界定及其前提
    如果说今天的国人自认为对民主与法治的概念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与了解而无需更深刻的加以理解的话,那么我要说:“这是一种狂妄!”。在八十年代那启蒙岁月里,这种狂妄就曾经在我的身上出现过。当我自以为真理在握而不厌其烦的向世人传播我所掌握的思想与理论的时候、面对人们普遍的一句“听不懂”的回答时,我曾经狂妄过,并且由此更加充满信心、不由自主的向人民“传道”、“传教”。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我终于日益深刻清晰的认识到民主与法治与国人普遍理解的概念是如此的背道而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将近整整一个世纪,从五四运动始,人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开始了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它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与理论的蛊惑下,人们远离了建立在捍卫天赋人权基础上的民主与法治精神、远离了足以给我们所有人来自由与人权、带来平等与博爱、带来幸福与和谐的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人们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这时人们心目中的民主就是“砸碎铁锁链,当家作主人”,这种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建立在新的人身依附与奴役之上的暴虐,从而走向了民主的反面---专制。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推倒砸碎了封建帝王将相的神牌,却跪乞拜倒在现代专制主义暴君的膝前;人们告别了皇权,却又走向了极权;臣民依旧是臣民,奴役依然是奴役!所谓的“人民翻身做主人”式的民主,并没有给曾经被奴役的工农带来主人翁的地位。人们除了盲从人民领袖的意志、把他当成人民心中“永不坠落的太阳”、当成被神化的再世晴天救世主之外,没有了任何的其他选择与希望。这时,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是仰仗再世晴天为民做主!
    随着暴君的崩天,人民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人们终于有了部分的经济自由与发展机会。然而,人们的思想自由还是为外在体制性强权所强行禁锢着。信息的封锁、资讯的缺失、媒体的控制、言论的不自由及外在的恐吓依然严重的防碍着人们判断能力的提高;防碍着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形成;防碍着政治、文化、思想领域多元文明的出现。这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是除了青天再世、为民作主之外,多了一些公共参与、投票选举的概念。在大众的观念中,民主不过是“公众共同意志决定一切”之类的东西,却没有想到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同样可能对少数异己构成伤害,导致反右、文革式的集体性迫害事件的再次发生;却没有想到,民主作为人民抵抗暴政的唯一手段,它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到侵害,它的价值在于它的消极性,在于它对于暴政与政府行为的否定性。人们还不明白,由于有了民主,人们在有了参政议政的选择权利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对施政者说不的权利。这时,中共统治者用三个代表之类的虚伪词藻谎称他们就是代表民意、他们就代表了十三亿人的共同意志、他们就是民主的化身与象征。从而坚持人治、抗拒法治的普遍要求,甚至为了巩固其专制人治统治,不惜采取黑社会化的绑架、失踪、暴力、恐吓、监禁等手段;甚至日益猖獗、灭绝人性的采取了暴力镇压与集中营屠杀手段。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阐明民主的真实含义,矫枉过正、以正视听:
    首先,民主是建立在主权在民、还政于民的前提之下的,它强调统治者的思想与行为,在宪法与法律的规范下,服从于人民的意志。那么什么是人民意志?它与强权者常常引用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共同意志究竟有什么区别?在这里,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在法律不具有至上性的地方……,由于多数并不是以个体而是以集体的形式拥有至上性的…… 所以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根本就不是一种宪政”;我们应该明白,作为国家的统一以及这个国家任何机构的权力之基础的人民之同意,人民的意志只会对权力施以约束,而不可能授予肯定性的行事权力。只要民主制度不再受到法治的约束,这种制度就演变成了极权性、独裁式的民主。至此,我们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就是民主并不是那种授予统治者裹胁民意、无视宪法及法律之无上特权而任意妄为的那种东西。民主作为人民抵抗暴政的手段,它是以法治为前提的。
    第一,现代民主政治的第一根本性假设是个人权利的至上性:“民主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也可以说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胜利。在当今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国家。当美国领导人要推翻伊拉克的现政权而代之以“民选的”政府之时,萨达姆马上就举行全民投票,检查自己的“民意基础”。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其领袖的支持率是100%。这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嘲讽。
      “那么,如何寻找出民主与非民主的根本性区别呢?我们发现,如果寻找民主与非民主的根本性区别的话,个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现代的民主被称为自由的民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个人的自由或权利作为最高原则的民主。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从积极的方面看,他是能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从消极的方面看,他是对人的权利侵犯最少的制度。”
    第二,民主是一种必要的恶,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第二条根本假定:这条假定是第一条假定,即自由主义原则的推论。只有这种根本上是恶的政府形象或想象,只有这种对政府的根本的不信任、戒备与防范的文化态度,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公共文化。视个人自由为民主的根本原则,不是此时此刻张三李四的自由,而不是以集体、群体的身份出现的人的自由。也许,人民会问这有什么区别?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个人的权利是最易受到集体任意妄为的所谓自由的伤害的,大家不应该剥夺具体个体的权利,而政府策划的集体暴力是可怕的。如果没有民主的法治保障,个体面对暴政将孤苦无告!
    “个人自由的至上性假定,使得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注意少数派的权利。它认为,判断一个政府是否民主,并不是看绝大多数持主流意见的人是否安全,而是看与这些主流意见公然对立的人是否安全。这里的安全不只是政府是否对他们进行恐吓或人身伤害,还包含合理的表达权利是否得到安全的行使,个人利益及事业发展是否获得平等的安全保障。如果少数派不安全,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是不民主的!因为它是不保护个体的自由的。它进一步认为,以一个人、某种至上的原理为名义对众人的压迫,与众人以集体的幸福、社会的稳定或某种至上的原理为名义对少数人(少至只剩一人)的压迫一样,都是一种暴政;即一个人剥夺多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一样,都是一种暴政。少数派、反对派、持根本不同的政治或宗教见解的人是否安全,他们与多数派同样合法与合理的表达权利是否得到安全的行使,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判断是否民主的根本依据。” 在政治制度上,好坏的标准并不在于它做了什么道德或福利上的好事,而在于它有没有侵害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政府表面上天天都在吹嘘它如何如何为人民谋福利,只要它侵害了公民的个人权利,那么它就是一个坏政府。
    合法化的反对或者视反对为一种权利,显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也最独特的特征。由此带来的不只是现代的西方文明,还带来了政府的和平更迭、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现代民主国家内部从此告别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人民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流血冲突、武装起义及巷战。
    现代民主政治中这种把反对纳入政治框架并且权利化的政治游戏,就叫做宪政。政治是一种非常世俗的、和平的、依某种根本的规则获取政治权力的游戏。这样,在权力是根本的恶的理解之外,又发展出另一种理解:权力是一种极端宝贵与极端危险的资源。极端宝贵,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获得它;极端危险,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根本假定,它是个人自由的天敌。要安全地行使这种权力、利用这种资源,必须有一种根本的约定:权力是一种完全中立的东西,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党派,不管他宣称什么,都不能排他性地垄断权力;除了依据根本的规则和平地、有严格的期限地获得权力外,不可能有另外一种获得权力的方法。正如哲学家卢梭所说;暴力只能带来强制,不能产生权力。因此,枪杆子里面永远不可能产生合法政权!
   2、法治宪政
    要实行法治,建立法治机制,首先要了解什么叫法治?必须对法治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种认为有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完备的司法机构,严格依法执法就是法治,使对法治的误解,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下都有法,都在依法统治与管理,但前者显然不能认为是法治。那么什么叫法治?当宪法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公民必须参与(讨论、投票)宪法和重要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等若干法治原则得以确立,再加之严密的法律体系,完备的司法机构,则构成民主政体下的宪政法治机制。
    近代法治起源于自然法。人天然享有自然权利,法不过是自然权利的体现,并为了保障自然权利。自然法学者强调,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这些权利最早被洛克规定为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三大权利。是法律赋予每一个人以个人的权利,而恰恰相反,是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产生了近代的宪法和法律。与此相联系的,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保障人的自然权利,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在有自身的特权。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也需要用法律规范政府的权力。宪法与法律是约束政府官员行为的工具,而不是惩罚公民的利剑。这是近代法治概念与中世纪封建专制的法制概念的又一个分界。
   1)、依法立国:
    所谓的依法立国就是依据宪法立国。宪法为百法之本。要建立民主的宪政法治制度,首先要制定一部宪法作为立国的依据。近代民主制度的原则主要是:天赋人权(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权利);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一旦破坏建立政府的目的,人民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另行建立新的政府);法治而非人治;代议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约平衡;联邦制;文官控制军队等等。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家们在歌颂人的高贵,在捍卫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同时,针对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封建特权与神权思想,系统的创立了天赋人权学说,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奠定了基础。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认:“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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