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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下的拆迁

   何德普

   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皇帝有一名言:朕即国家,也就是说皇帝代表了国家,从而也代表了国家中的一切臣民。皇帝及其统治集团皆称代表了国家利益,代表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有了这样一个混蛋逻辑,于是统治集团下属的徒子徒孙就声称,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跑马占地、催租纳粮、强征暴掠。

   时光匆匆,几个世纪掠过。

   现今北京政府,轰轰烈烈开展的房改加危改运动,也如多个世纪前,大块大块的土地被圈占。其共同点是,“为了国家利益”、“合法地驱赶”。不同点是,刀光血影的杀戮场面不见,但成千上万的被拆迁户围堵交通要塞、去市委、市政府门前静坐抗议的事件不断。有苦无处申、有冤无处诉的弱势群体比比皆是。与号称代表“国家利益”的执行者《拆迁办公室》拼死抗争的事件此起彼伏。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钉子户并非个别。

   中共的宣传媒体,把房改加危改夸成了一朵花,给市民造福、碧水蓝天、消灭脏乱差、改变京城环境、与奥运相匹配、和国际接轨。把话说白了,市政府愿意在哪里圈占土地,那里的居民就得顺从,反抗者依法处治。

   向被拆迁户索要回迁费的政策,是近10年来出台的。因前5年索要的少,一般住户还可以承受,故拆迁中的矛盾不显突出。但最近5年来,回迁费象一把刀横在住户的脖子上让其望而却步。住户要想回迁必须自己拿出10~30万的回迁费,不然远远搬走滚蛋。这无疑体现出拆迁政策的弃贫爱富性,和具有驱赶的功能。前几日,北京市的某位领导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预计在未来的5年城区拆迁工作中,将有68万的城区居民外迁,搬入远郊县……。这就是政府启动拆迁的目的之一,也是多数居民对“现拆迁政策”不满的症结。

   现今居住在平房中的住户,大多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了。多年来,但凡有点路子的人早就搬走,一分不花地住上楼房了。特别是那些党政机关的干部和员工。而那些没权、没势、没路子、又没赶上大单位的人,只得在院子里自己想办法盖间房。著名基督教家庭聚会活动家徐永海先生,虽然是84年北京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但一直由于所在的医院没有房屋分配指标,现在还和妹妹挤在一间12平米的平房中居住(房中打了一个隔断)。如果说5年前,类似徐永海这样的家庭,想拆迁、盼拆迁,但现在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过去的拆迁依据,主要考虑家庭人口因素,按户口安置,是带有福利性的拆迁政策;而现在,已转变为按房屋的实际面积换算成钱,是官商一体带有暴利性赢利的驱赶政策。据说,按照市政府的拆迁规划,他的家明年底就要拆迁动工了。但是,按照现今的拆迁政策,不管他过去如何“倒霉”(在住房上没有享受过任何福利),如果他拿不出几十万块钱,他就会被开发商一脚踢出北京城区。

   开发商基本是从共产党的机关游离出去的“能人”或与在位的某某领导有间接背景的人。他们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在公安、区政府、法院、律师的袒护下,以最大赢利为目的。在利益和道义面前,他们注重于前者。在赢利、暴利、超暴利当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经过拆迁的居民,都有这样的体会:开发商的心最黑!

   按照现今政府部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拆迁补偿费每平方米为3,500元,一个12平米的住房补偿费是4万2千元。住户的院落、自盖房、公共通道、设施所占的面积,开发商不用考虑支出。换言之,每付出1平米的拆迁费,可得到5~10平米的回报。由于10年前,中共的官倒刮起的房地产热,闲置在远郊县的大片大片的空房有的是,整体购买每平米不足千元。按照一般的90平米的居室计算,安置一户居民也不过10万。如果在拆迁地盖起高层建筑,每平米按7千到1万元的市价计算,开发商不是超暴利才怪呢。

   作为把代表人民的利益挂在嘴边上的共产党,面对没有享受过任何福利分房政策的弱势群体,大谈市民外迁有利于北京整体布局、市容市貌的改观,却闭口不谈开发商的暴利所得、被拆迁户的苦与泪。这样自私的执政党,还有什么资格谈三个代表。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不觉得脸红吗?

   杜绝、铲除拆迁中的不公正,从根本上讲是要提倡微利拆迁,鼓励公开招标。哪家的开发商是微利拆迁,就发给哪家《拆迁许可证》。是暴利拆迁的,必须拒发。改变现在的“一张《拆迁许可证》价值10万雪花银”的现象。

   中国的经济大门已经打开。作为资本雄厚的开发商,和大权在握的市委、市政府,通过哪个方式赚钱都无伤大雅,唯独对值得同情、关爱的弱势群体不能大开杀戒。走暴利下的拆迁之路,必遭批评、反抗和历史的清算!(2001年12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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