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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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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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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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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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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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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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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1991年3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上的发言
    1990年5月到7月,我参加了“党员重新登记”的全过程。
    7月4日,当最后轮到我发言谈思想总结、讨论我的重新登记时,支部书记根据南京大学党委的意见宣布推迟。我立即表示: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我要求享有与其他党员同样的、平等的权利。上次党员登记我受到违章的“暂不讨论”的处置,这又是一次“暂不讨论”。在党内,定政策的人不执行政策,作决议的人不遵守决议,毫无办法,这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员重新登记”开始时,南京大学党委决定,对每一个参加者都必须作出评议。假如党员本人要求推迟评议,那是不能允许的;而党委违反自己的决定将某人推迟,即使本人强烈要求评议也是不会答应的。
    我在党内总是享受特殊待遇。去年暑假,我作了一番彻底的思考,改变主意,决定推翻原来的总结,重新作一个新的系统的总结,全面地申述我的意见。在高温的季节里,我放弃了休息,以每天5,000字的速度紧张地写作。一身大汗,湿了稿纸,肿了手指,写了一个多月,还没写完。开学后,我对总支书记说:“既然不让我讲,我就不讲了。等我的总结写好后,请你们打印出来,给支部的党员每人发一份,看过以后就评议。”她请示党委以后答复我,打印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支部大会上讲一讲。我说,每周安排两段时间,讲完为止。她说,时间陪不起。支部书记又说:“大家不感兴趣。”看来“大家”已经估计到我要讲什么了,所以预先“不感兴趣”。这一点提醒了我。确实,没有必要对不感兴趣的人作长篇大论的发言。我又改变主意了。所以,现在我要讲的既不是去年7月份准备讲的,也不是暑假中已经写的,我只谈一谈基本态度。至于那个系统总结,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还将继续写下去,最后以此为准。我的态度本来两分钟就可以讲完,免得占用你们很多时间。总支书记又说太简单了。那么就比两分钟稍长一些,总共是三点。
   一,我坚定地维护党章,严格地遵守党章,反对一切破坏党章的做法。
    此次“党员重新登记”就是破坏党章的做法。
    “党员重新登记”是相对于已经登记而言。已经完成的党员登记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行的;这个《决定》是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党员重新登记”没有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它的根据是中发[1989]10号文件转发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是中央机关的一个业务部门,无权推翻、改变、修正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决定。这个《意见》,且不说内容,问题的提出就是违反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的。
    1983年以后进行的整党是失败的。但把责任推给胡耀邦是不公正的。整党之所以失败在于没有把党内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以至整党以后党内的腐败之风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如果要以“党员重新登记”来对上次党员登记进行补救,应当着重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而此次“党员重新登记”矛头主要针对1989年“六四”以后党内产生的意见分歧,打击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党内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同够不够党员条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意见分歧的双方,不见得就是一方够党员条件、另一方不够党员条件。党内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争论都是允许的,即使在争论中发表了错误意见,也不见得就是丧失党员条件。专横拔扈、不许争论、目无党章、自成“霸王”,这样的人倒是首先丧失了党员的条件。在此次“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运用组织的力量,压服党员接受对“六四”流血事件的官方看法,是政治上虚弱的表现;对于不接受某种看法的党员“不予登记”,更是扼杀党内民主的表现。
    “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所规定的准予登记和不予登记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党章第一章没有这一条。这是在党章之外另立条款。199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发的《关于做好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意见》,又修改了1989年9月7日所发的中发[1989]10号文件,另立条款,扩大了“暂缓登记”的范围。中共中央的文件可以在党章之外另立条款,而中央组织部的文件又可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之外另立条款,到了南京大学党委还可以在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之外另立条款。南京大学党委规定:“凡愿申请党员重新登记者都要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中要郑重而明确地对以下几个问题表明态度”,其中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非但不予登记,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准予登记和不予登记的界限,又提前成为接受申请和不接受申请的界限。这说明党缺乏健全的、严密的组织制度。党内贯彻一种倾向,总是层层加码,步步升级,宁“左”勿右,争先恐后。
    为了维护党章,遵守党章,我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纠正偏向。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是必要的,但应当根据党章的规定,把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党员有权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对是否赞成开枪的决策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全党公决,以此检验作出这种决策的领导人是否代表广大党员的意志。所有的党员都是党的主人。如果普通党员无权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只能听命于少数人的摆布,这就不是民主政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在“党员重新登记”中提出的申请只承认一条,即承认党章,此外一概不承认。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它本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我的申请》是这样写的:
    我提出重新登记的申请。
    我从入党之日起就承认党纲党章,按照它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今后将继续努力,并向违反党纲党章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我竭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所确立的符合党章总纲的基本路线,并向违反这一路线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我将一如既往,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为人民服务,积极工作。在当前,特别要注意团结群众,同党内外的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坚信,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
    郭罗基
   1990年6月20日
   二,我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时代争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有局限性的,远未达到“化”的程度。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资产阶级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吗?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已达于“化”,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美化。
    共产党人的理想恰恰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化的社会。《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些人自由发展的同时造成另一些人的埋没和牺牲,不可能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消灭了阶级,才能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和谐。每个人和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发展,不就是自由达于“化”了吗?所以,马克思把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新社会叫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自社会主义时代开始,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自由王国不就是自由达于“化”了吗?难道作为必然王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实现了自由化,而作为自由王国的社会主义反倒不能允许自由化吗?无论从人的发展还是从社会的进步来说,社会主义才是自由化的社会。当然社会主义时代的自由还要继续发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在名义上把自由化奉送给资产阶级,然后就在事实上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化。
    有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特定的含义,党的文件所下的定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即”字是没有道理的,前件和后件牛头不对马嘴。把不相干的东西塞进了概念的内涵,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武断的定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含义已经很明确,为什么还要制造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事实上是对早已实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寻求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相应地,究竟提倡什么“化”?始终没有说清楚。据邓小平说,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自由化”。凡自由化必是资产阶级的无疑。那么,民主化是否也必是资产阶级的无疑?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提倡另一种自由化,而是从根本上反对任何一种自由化。没有自由化的民主化又是什么?在中国根本不曾有过资产阶级的自由。连资产阶级的自由都没有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无非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只能站在低于资产阶级的历史水平,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如果把没有说清楚的正反两方面说清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另一面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在改革开放中确有脱离正确轨道的现象,西方的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我赞成“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提法,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我多年来一贯的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说过的不是一定不能说,说了也不是一定就有错。但事实证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1956年出现以后,它一直是一个“左”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前,我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的一套都是赞成的,一场浩劫使我作出重新审视。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作为标志,在党的历史上树立了界碑。纠正总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当然包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类具体的“左”的口号的否定。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提出批判“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的背离。
    1981年1月10日,中央宣传部召开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论座谈会。我在会上表示拥护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不同意见。不少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北京和上海的理论界一再申述理由,希望领导人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后来却愈演愈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际效果就是变相地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并不复杂,也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讲真话的勇气,是非很容易分清楚。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旦和权力相结合,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口号,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断定它是错误的。但在一个时期中谁都反对不得,谁反对它就是“反革命”。现在,谁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1957年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虽然改正了,在这同时又有人背上了“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打成不叫“右派分子”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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