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参加民主运动的人们陷入愤怒、不安、痛苦……。
    我的研究生、南京市“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我说:北京传来信息,要全国各地开展“空校运动”,大家离校,抗议镇压。我说,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错了。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大审判,只有团结战斗才能反对镇压。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立即返校,恢复上课,坚持民主,反对抓人。”他说,现在乱哄哄的,说走就走了,很难说服大家。
    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1988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1988年5月,我去北京,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运动70周年作准备。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1989年的“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中断。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一直消极观望;思考了几个月,决心积极投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历史事件的发言权。我对历史的态度,首先是参与,决不旁观;参与之後,再作选择。
    我一再对朱利全讲,要坚持合法、和平、理性的方针。我建议,是否可以开一些讨论会,讨论讨论:究竟什么是民主?怎样争取民主?他说:“不行,大家根本冷静不下来,整天都在等待行动。”所谓“行动”,就是“飞行集会”,高呼口号,上街游行。有一次,朱利全说,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叫城市陷于瘫痪。怎么办?我说,这件事不能干。“高自联”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朱利全好不容易说服大家,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高自联”常委之一陈学东,认为“高自联”的决议“右倾”。第二天,他擅自行动,带了200多人把长江大桥等处一堵,果然南京瘫痪了。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
    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我们工人不上班谁养我们?”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家长责问:“你们大学生不上课,还不许小学生上课吗?”政策不得不改变,说小学生可以过去,家长不许过去。家长说“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

    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食堂将开不了饭了。
    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对学生进行劝说,恢复了交通。
    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后台”。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后,我想走上“前台”。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北京戒严以后,学生们常问我:军队会不会开枪?我说:不会,至多象1976年那样,挥舞棍棒,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请”出天安门广场。真的开了枪,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我一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
    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走动不便。我对学生领袖们说:“我搬到南园(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去住,和你们在一起。”他们都不赞成。有的说:“郭老师,你年纪大了,……”有的说:“到了这时候,你出来也不行了。”他们不给我找房子,我无可奈何。
    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
    朱利全又来,向我告别。他也要走了,说是出去躲一躲。第二天,他还没有走出南京,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除了明令“通缉”者外,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从未公布,无法统计。还有,一批人被公安局传讯,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便衣警察,出入校园;政工干部,盛气凌人。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
    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抓的抓了,走的走了,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举起民主的旗帜?
    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一些热血青年,怀有献身精神,成立了地下组织。他们请我作“指导”。我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不赞成你们的做法。”我主张公开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有时是不计后果的。“六四”以后,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反革命组织”。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又抓了一批人。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感到痛心。一天早上,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他说,他要出去流亡了。他的几个伙伴已经被抓走。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他不在。邻居通风报信,叫他赶快逃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向南。最后,他感慨道:“什么事都干不成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希望您和别人多讲讲。”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年轻的朋友,你在哪里?我祝福你平安!
    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从那天以后,翻来复去讲的有三条: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约非法、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要起来护法。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有时,什么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只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它曾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地下活动,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但它不能改变制度。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只有法制才能出人权、讲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弄不好又会被打成“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组织”。只有人自为战,逐步推动,汇成大海。我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我设计了三部曲:
    一,党内斗争;
    二,行政控告;
    三,法律诉讼。
    一
    政府杀了人还要对受害者的尸体泼上脏水,诬之曰“反革命暴徒”,然后强迫人民表示拥护。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善于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邓小平应是记忆犹新的。1976年,毛泽东和“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运动,按表态据说全国人民是“万众一心”的,其实都是谎言。毛泽东一死,打倒“四人帮”那才是万众一心。“六四”以后,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护自己。根据已有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在说谎;但现在轮到他需要利用谎言来虚张声势、进行自我欺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府得以存在的条件。还有一种哲理作为支持,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坏就坏在“好汉”太多。当权者深谙此种心理,只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一大批怕“吃眼前亏”的乖巧的猴子们就缩着脖子当起“好汉”来了。每当紧要关头,也总有人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劝我。我只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制造“六四”流血事件的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就在于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起初也大讲“民主和法制”,人民寄予莫大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和步枪。看来,首先必须在人民方面作出突破,真正的变革必须由人民来推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从人民讲真话开始;讲真话就从每个人自己开始。
    我因讲真话吃过许多苦头,至今不悔。“六四”以后,讲真话更为困难。仅仅表示一下个人的英勇气概还不算难,难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真话去引发大家讲真话。
    邓小平1989年6月9日所作的《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成了权威性的文件。以学习和讨论这个讲话为题,从党内到党外,开展表态运动。那时,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共产党员,还是要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我所在的支部共有16名党员,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几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和“马列主义老爷爷”,在民主运动期间蜷缩起来,现在又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学潮的,参加过游行,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形势一变,又随风转舵,还有一套说词,大致是:开始学生是爱国的,后来被坏人利用了,我上当受骗了;幸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坚决措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这是一种学问——共产党在几十年中教会人们的“表态学”。无论多么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看上面的脸色找到理由表示拥护。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长,按规定必须汇报自胡耀邦逝世之日起的全部活动,还要论证自己的思想转变如何合乎情理。开半天会,只能完成两三个人的表态。我对所有人的发言都听得很仔细,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也在琢磨斗争的策略,既要反对镇压又要保护自己。以往我常常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护身符,虽然效益不大,还是要用它。这次我还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邓小平,利用他的一句话反对他的十句话。别人都表态了,第三天,最后轮到我发言。我抓住邓小平说的“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析事件的必然性。必然性的根据是人民的不满。但是邓小平对政治风波的处理,采取开枪、抓人的措施,就是不承认事件的必然性。当时大讲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六四”事件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用个人解释历史,说什么“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一是用思想解释历史,说什么政治风波的根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叫历史唯心主义。我随身带着党章,拿出来念了一段,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保留意见。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暗示作会议记录的人好好记,大概是为了向上汇报。我说:“请你们如实汇报。如果记得不全,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