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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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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L副教授。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所不喜欢。他估计,中国的现状至少还能维持20年。20年一过,不死也老了,一生就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来不要做党员了。”我的那些“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他都曾表示赞同,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不提出来呢?他也确实想“不当党员”,只是考虑到“家里有老人孩子”才当下去。他对我很了解,我是不会自己提出来不做党员的。第二天,该说的都说了,支部书记要表决。有一位政治上虽保守而心肠很好的人提议:“是不是让老郭再考虑几天,下一次会议表决。老郭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党籍丢了很可惜。只要他表示愿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L副教授说:“这个会开得很痛苦,不要再开了,现在马上就表决。”痛苦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双重人格的表演。
    又有人说:“看郭老师是不是愿意考虑大家的意见,如果愿意,还是再开一次。”
    他们把拥护官方的态度叫做“大家的意见”。我说:“现在在场的大家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不能保证大家都满意,再考虑几天恐怕也很难改变几十年的考虑。”
    L副教授接着说:“你看,再考虑几天有什么用!”去年,他对刘广明和我说,我们两人的“重新登记”,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保证。今年,他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通过给我“不予登记”的决定。
    表决的结果,以9票对7票通过“不予登记”的决定。只差一票,如果是8票对8票,就不能通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都是“一致通过”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毕竟还是出乎党委的意外,他们本来以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六四”以后,我们这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在支部大会上唱反调的时候,还没有人响应,而现在党内出现了不可小看的反对力量。合法斗争改变了一个单位的“小气候”,坚持和扩大斗争也一定能改变全国的“大气候”。
    决定通过以后,支部书记让我发言。我说:“我再一次表示反对这个决定。我要申述反对的理由,起码讲两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怕耽误吃晚饭,我就讲下去。也可以另外找时间接着开……”其实我是缓兵之计,想把我这个最后的发言组织得有条理一些。当时已是下午6点,支部书记说,那就以后再开吧。事后,他们又赖帐了,说:请示过党委,不同意再开了。我说:那我就写书面意见,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到会者。
    为刘宾雁跳楼自杀的戚学义,死后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为我辩护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没有成为什么分子,但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L副教授改换了门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被取消教授资格,空出一个名额。他看准机会,改变态度,就补了上去。如果他继续对我表示支持,这个好处不会给他。“党的领导”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关于我的“不予登记”的决定就通不过。L副教授又被任命为哲学系副主任,发给“特殊津贴”,申请多年的换房问题也得到了照顾。林彪把共产党的权术、也是历来统治者的权术概括为一句话:“诱以官、禄、德”。诱人者是可恶的;但多少知识分子,自愿上钩,失尽尊严,也是很可悲的。维护人格,追求真理,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耐得寂寞,而且同样会忍受牺牲;这种渐渐消磨的牺牲更难熬,更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的目标是走上法庭,但还没有找到打官司的题目。清洗出党不是法律问题,但我深知共产党的脾气,对于被清洗出党的“异教徒”,必将进一步实行政治歧视和迫害。我耐心地等待着共产党为我创造诉讼的条件。
    果然,1991年暑假以后,9月12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和新任党总支书记钱惠琴找我谈话。林说:“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多年来讲授研究生必修的专题课。“六四”以后,我发表“不同政见”只限于党内,上课还是按教学大纲讲,所以没有理由不让我讲课。现在不让我讲课,肯定是有“上面的精神”来了。
    我问:“‘上面的精神’是什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什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林说:“上面的精神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讲一讲。”
    谈话冷场,谁都不讲话。
    系主任林德宏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的人。1982年我被发配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时,这里人与人关系融洽,系主任夏基松主持公道,因此气氛极好。“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全中国少有。当时我很庆幸,心想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蒋南翔选错了地方。系主任换上林德宏以后,搞得人心离散,四分五裂。他有一句口头禅:“多做工作有什么好处!”他当系主任就是为了捞“好处”。利益不均,必然引起矛盾。下面没有多少人拥护,则唯上是从。所以,越是贪官越听话;越是腐败官僚机构的权越大。林德宏对“上面的精神”当然很清楚,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不说。我就是要逼出“上面的精神”来。
    我说:“既然你说不出‘上面的精神’,我无法执行,到时候我还是去上课。”说完就走。这次谈话不到一刻钟。
    隔了一天,林德宏、钱惠琴又找我谈话,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们说,是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的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说:“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后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钱惠琴很紧张:“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劝你不要采取行动。”在她看来,采取行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
    我说:“我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后她就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词滥调说了一大堆,最后一再强调:“希望你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我说:“马列主义,我比你学得多。你看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你说说。”
    她说不出来,脸通红。事后,她对人讲起这一点,大为不快。
    钱惠琴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基层政工干部。她上过大学,因为教书教不好、研究做不了,转为政工。大学里的政工干部大多类此,是教学第一线淘汰下来的人物。某人,搞教学讲师都当不了,搞政工则可以当个科长;过几年又可以提升为副处长、处长。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处长相当于教授;不仅相当,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工教授”、“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等等。智商很低而又曲线追求名利的人,都集中到政工干部队伍中去了。其实,这批人是给共产党帮倒忙。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说过,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上任,根本没有什么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们听了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否定政工干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好象也有所感觉,他曾说:“大学里只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但后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政工干部。在共产党看来,维护稳定比办好教育更重要。而依靠一帮愚蠢的政工干部来维护稳定,共产党的形象只能越来越糟,饮鸩止渴而已。政工干部们常常板起“马列主义”的面孔教训人,他们自己又不懂什么“马列主义”。我的专业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一套对我失灵了。
    听说“上面的精神”来自国家教委,但没有拿到证据。正巧,证据来了。
    周培源先生来南京。我们是忘年交。我和妻子刘渝宜到东郊宾馆去拜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物理系教授冯端也来了。冯端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不改常态。曲钦岳却点头哈腰、形状畏葸,因为他有求于周老。我看到了两个曲钦岳:在小人物面前是一个高傲的曲钦岳,在大人物面前是一个卑下的曲钦岳。我想起了《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脏官的官服都需要两套:在百姓面前得穿前襟长、后襟短的官服,因为老是挺胸;在上司面前得穿前襟短、后襟长的官服,因为老是弯腰。曲钦岳如果穿长袍,现在就需要前襟短、后襟长了。
    大家坐落在一个大客厅里。我坐在周老的旁边,我妻刘渝宜坐在曲钦岳的旁边。刘问他:“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什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以“不是党员”而当大学校长,为数极少,因为象曲钦岳那样的人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中国的“民主人士”往往比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内还有“持不同政见者”,选听话的“民主人士”当政更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民主人士”本人来说,也乐意如此,有好处是自己的,有麻烦就推给党委。
    刘渝宜又问:“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这样,我就可以把哲学系、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连成一条线。他们侵犯了我的公民权利,但起诉的根据好象还不够。不愁,他们会继续为我创造条件。
    我收到一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英国的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传记研究所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几种名人录。这两个机构联合向我发出邀请,参加将于1992年7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文化和交流大会。我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个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的费用自理。我算了一下,至少需3,000美元。我负担不起,即使批准出国我也去不了。但我断定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可以使我又一次拿到侵犯公民权利的证据。过了一个多月,系主任答复:“请示过党委,党委书记韩星臣说:‘象他那样的表现,根本不能出国。’”好极了,比我预计的还要好,我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公民出国由共产党的党委来审批,而且可以根据“表现”限制出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已习以为常,我的一些朋友,即使思想很解放的朋友,也表示困惑:“这怎么是违法行为?”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慢慢腾腾地说:“也有道理……”。不过,还是提醒我“要谨慎”,因为1957年的教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触犯“党的领导”是要当“右派”的。这就更促使我运用法律武器来对付“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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