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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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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即使法律没有问题,法律的执行还可能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通过以后审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魏京生案。魏京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社会各界纷纷鸣不平,徒劳无功。过了几年,邓小平自己揭示了一个秘密。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的谈话,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变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司法原则——“既然抓了就不放”。魏京生究竟有没有犯罪?在“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面前,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而法律条文听“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摆布,还有什么公正可言?邓小平的那个谈话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时,上述一段话修改了,变成这样:“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第150页)主要之点“既然抓了就不放”,没有了。一时不小心泄露了天机,赶紧收藏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也故隐其名。欲盖弥彰,用后一段话替代前一段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这个原则在法学上叫做有罪推定。从推定、认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证明有罪;其实这种证明已是多余的了。所以有罪推定只能是专横、专权、专制的原则。有罪推定的方法论必然是逼、供、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实行有罪推定。不管什么人,被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爷喝令:“从实招来!”如若招不出来,先打四十大板再说。“既然抓了就不放”,很象戏曲舞台上一个古代糊涂官讲的话,居然出之于当今号称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口,正如马克思所说“已故先辈的传统还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古代的“从实招来”现在演变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抓了人,叫人家“坦白”,就是首先推定有罪。无罪的人被抓,无可“坦白”,接着又是“抗拒从严”。事实上,因推定有罪而“坦白”变得更有罪。所以在牢里的人发出慨叹:“‘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顶多一年。”“既然抓了就不放”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成了配套的有罪推定。
    资产阶级革命时,针对专制主义的有罪推定提出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当被看作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人权的原则。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一七九一年,法国宪法采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序言。

    人,生来是无罪的。任何罪犯都是从无罪的人变成的,没有天生的罪犯。变成罪犯的历史过程是:无罪——被告——有罪。证明犯罪的逻辑过程应当和变成罪犯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从哪里开始。有罪是法律证明的结果,不是起点;法律证明应从无罪开始。从无罪去证明有罪,证明失败,仍然无罪;证明成功就可以作出有罪判决,课以刑罚。从有罪推定出发,证明失败,仍然有罪。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一不是有罪推定的产物。
    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官方法学家在表面上是反对有罪推定的,因为有罪推定的名声太坏。反对有罪推定就应当实行无罪推定,然而也不,他们更是拼命反对,认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的原则。一九五七年,谁主张无罪推定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实行什么原则?一九八零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张友渔、王汉斌的答新华社记者问,被认为是一种“权威性解释”。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们说:“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院在审理终结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无罪。”十二月十日,又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诉讼程序不是无罪推定,也不是有罪推定,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超乎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二者之上的神圣原则吗?
    “以事实为根据”的意义是不完全的,完全的说法应是“以事实为根据证明原来无罪的人有罪”。无罪是不需要证明的;有罪是需要证明的。法庭上宣布“无罪”,应该说是证明“有罪”失败,不能改变无罪的身分。如果从“有罪”的推定出发,任意搜集的事实都可以作为“有罪”的证明。这种证明事先就确保成功了。冤、假、错案的定罪也并不缺少事实,问题是对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而这种歪曲解释的框架在搜集事实以前就确定了。所以,“以事实为根据”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前提:究竟是从“无罪”出发去搜集事实,还是从“有罪”出发去搜集事实?
    “以法律为准绳”的意义也是不完全的,完全的说法应是“以法律为准绳判定原来无罪的人有罪”。“以事实为根据”是对“有罪”的证明,“以法律为准绳”是对“有罪”的判定。判定“有罪”必须以证明“有罪”为前提,证明“有罪”必须以“无罪”的推定为前提。无罪的人犯了罪,才能“以法律为准绳”判定“有罪”。“犯罪”一词的主语就是无罪的人;如果不肯定被告人初始的无罪的身分,怎么能判他犯罪?以“有罪”的推定为前提,本来有罪就无所谓犯罪,根本不需要再“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定。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有以无罪推定为前提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成了这样:事实的根据没有或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不能说无罪;法律的准绳没有或不足以判定被告有罪,也不能说无罪。张友渔、王汉斌说:宣判之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无罪”。听起来似乎很客观、公正。不肯定被告有罪就是无罪,不否定被告无罪就是有罪;意为既可以是无罪也可以是有罪。但是,换一种说法同样能够成立:“既不肯定被告无罪,也不否定被告有罪”。不肯定被告无罪就是有罪,不否定被告有罪还是有罪。所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在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二者之间择一,不实行无罪推定,实际上还是有罪推定。
    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官方法学家认为,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都是错误的,声称“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天天喊“实事求是”,就因为生活中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太多了。无罪推定正是法学中的实事求是。用“实事求是”来反对无罪推定,恰恰是不懂实事求是。
    几十年中,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每次运动也都强调实事求是,结果,没有一次达到起码的实事求是。原因之一就是将法庭上的有罪推定推广到法庭之外,成为有错推定、有问题推定。运动之初提出一个“指标”,这就是有问题推定的量化。在某种推定之下进行大检举、大揭发。虽然声言运动后期“落实政策”,已经把水搅浑就很难澄清了。口号是打击“一小撮”,事实是伤害一大片。
    法律上、政治上的有罪推定、有错推定,推广到伦理上又成为有恶推定。凡是个人必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毛泽东的“要斗私批修”,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是有恶推定的修身原则。
    有罪推定、有错推定、有恶推定、有X推定、……,有各种各样的推定。人是什么?就看被推定成什么?被推定成什么,又看由谁来推定?怎样推定?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自由何在?平等何在?人权何在?一些人被人推定,丧失尊严;一些人推定别人,享有特权。
    首先取消法律上的有罪推定,才能取消其他方面的有X推定。保障人权必须实行无罪推定;无罪推定的实行,也将进一步改变中国人的人权观念。
   
   
   《大路》月刊(美国)199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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