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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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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君主、国王、皇帝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到了近代,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宪法权威所代替。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城头变幻大王旗”。确立了宪法的权威,不管总统、首相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法治也离不开人,人治并非没有法;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宪法权威是契约权威。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宪法就是全社会最高的契约,通常叫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的权威不仅表现在法律体系中它是根本法,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全社会包括人民和政府都必须遵守。
    并不是按立法程序通过的宪法都有权威,所以需要研究宪法何以有权威?
    人民遵守宪法和服从王法是不同的。服从王法是被迫的、暴力强制的结果。王法的权威来自于法之上的更高的权威——王权。中国古代称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了不起的德政。那么,王本人犯法呢?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就是王为别人制定的。王的意志就是法,所以说“言出法随”。否定了王权才出现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最高权威;如果在宪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就没有宪政。人民服从王法没有为什么可言,遵守宪法就可以问个为什么?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卢梭认为,法律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包含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所以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这一点上,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契约论贯彻到底,离开了契约关系又从意志关系来解释守法,变成了道德自律。他不能说明,违法同样也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孟德斯鸠弥补了这个缺陷。他认为,如果一个公民不守法,他人也可起而效尤,反过来又使本人受损失,自己势必非制止不可。破坏了契约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他说:“如果一个公民能够作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会有这种权利。”⑴一个公民可以用违法的手段取得某些特殊利益,前提是别人都守法,也就是说违法者得益即守法者受损。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违法手段取得补偿或攫取更多,结果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遍违法,社会混乱,必然要求重新制定规则。“文化大革命”中,发明“打、砸、抢”的人起初占了便宜;别人也搞“打、砸、抢”,自己就惶惶不安了。打来打去,一场混战,大家都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了。社会不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制定规则。在社会陷入混乱之前必须制止违法者,给予制裁。
    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但法律和道德不同,它是强制性的。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自由的,企图得到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就会遭受制裁而变得不自由。封建社会臣民的守法是出于对王权的恐惧感,民主社会公民的守法恰恰在于宪法所赋予的安全感。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调查,在一千个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最足以体现自尊、值得自豪的是宪法以及由宪法带来的民主和自由。⑵美国人对宪法的尊重,统计概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权威,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是‘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人们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⑶对个人来说,确认守法有好处、违法有坏处,才会乐意守法而避免违法。宪法之所以能为人民遵守而具有权威,就在于它保障了人民的权利。但它所保障的是普遍的权利,不是特殊的权利;如果追求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权利,恰恰是失去了普遍的权利。违法是为了得到超过别人所有的自由,结果连与别人同样的自由都没有。这就是人民守法的利益机制。
    宪法不为人们所尊重,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宪法规定了正当的权利,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另一种是宪法没有规定或虽有规定而没有保障正当的权利,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在中国,许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被判为违法,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形。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必将遭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反对,舆论和法制发挥的作用,结果是加强了宪法的权威。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被判为违法,受到挑战的是宪法。终有一天,宪法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作出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正是为了以有权威的宪法代替没有权威的宪法。
    公民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被判为违法,实际是政府违法。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守法。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政府是权力中心。在历史上,社会的稳定总是靠强大的权力中心来维持的。缺乏权力中心或权力中心失控,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但是,权力的滥用,同样会使社会发生混乱。“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⑷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临天下,大权独揽,更是不可能不滥用,所以历史总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在没有政府权力的地方,社会要求建立政府权力;在有了政府权力的地方,社会又要求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如何建立政府权力,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经验;如何制约政府权力,人类几千年没有解决。近代的宪政就是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仅仅凭借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制,社会的稳定是暂时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更有利于维护持久的稳定。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以自上而下的强制压出来的稳定。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稳定还有什么意思?一切都被压倒了,一切都将起来反抗。压倒一切的稳定,孕育着一切都不稳定。
    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是十七、十八世纪先进思想家的主张。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的天然权利。政府是为了保护人的天然权利而建立的,因此获得正当的权力。卢梭认为,人们交出自己的权利,订立契约,才形成政府权力。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权利的形式满足人的天然权利;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的天然权利,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从的资格,可以重新订立契约。卢梭忽略了一点:人们不能交出全部的权利,最终必须保留是否愿意交出权利的权利,也就是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如果人民必须交出全部权利或者交出权利以后无法收回,政府权力就可以不受制约,为所欲为。孟德斯鸠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命题:“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⑸只有权力的分化,才便于人民的制约。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从社会科学来说,是有缺陷的。以“天赋”论证人权,等于什么也没有论证。*以“社会契约”来说明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过于宽泛,也是不适用的。恩格斯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⑹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肯定了人的权利高于政府权力,得出一个千古未有的结论:损害人的权利的政府,人民可以把它推翻;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订立。这对于追求民主、制定宪法、实现宪政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被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政府损害这种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
    在专制社会,法的权威来自王的权威。在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威来自宪法的权威。宪政的力量就在于使政府不得不服从宪法。不服从、不遵守、不尊重宪法,政府就丧失它存在的合法性。民主社会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问题是他们想逃法、枉法、违法,制度和舆论不答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揭露以后,陷入四面楚歌:国会弹劾,报纸谴责,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不断。就因为总统丧失了合法性,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了不得! ”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他伟大领袖的权威去奚落宪法的权威,表现了中国式的权威和美国式的权威格格不入。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解释,以宪法权威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制才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解释,但对实践的结果是十分肯定的。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愤恨资产阶级,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⑺恩格斯直到老年还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⑻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庸置疑”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思想告诉人民;相反,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还在那里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又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还要马上去建立。所以他以德国人的口气对法国人拉法格说:“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⑼很明显,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建立恩格斯所羡慕的象法国那样的以宪法为权威的民主共和制,而且应当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建立,多么紧迫!二十世纪建立了一种以政党为权威、以个人为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符合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始人的原意。
   政府权力的合法性
    最早的宪法文件所要求的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是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民主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怎样统治?只有通过多数人同意和认可的政府来行使权力,才能进行统治。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洵(Lucian W. Pye)作了一点重要的补充:人民的认可赋予政府合法性,而政府的合法性也会导致更高程度的认可,互为因果。⑽政府不遵守宪法,当然就丧失了合法性;遵守宪法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具有合法性,政府必须定期地得到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才具有连续的合法性。表达同意和认可的有效方式就是选举。
    中国人如何说明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对政权的合法性的论证有三个方面:
    第一,符合正统。从合法性的政权继承而来,所以也有了合法性。皇帝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身分,往往是从“高祖太宗”说起;祖宗太多了,数不过来,就说“列祖列宗到而今”,表示一脉相承,正统所在。
    第二,符合道统。以思想理论的正确性来加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了千年道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改良主义的鼻祖,就是为了争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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