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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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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中国的人权状况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政策并非从来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⑴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的共同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主张。争取和保障人权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还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一党专权。轮到别人向共产党要人权的时候,同样也不答应。几十年中,非但没有保障人权,而且不断批判人性论,拒斥人权要求。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的人权意识高涨起来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发出“要人权”的呼声,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们组成了“中国人权同盟”。邓小平在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说成属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支持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中国共产党,却摧毁了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权同盟”。“要人权”的人反而被剥夺人权、投入牢狱,连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了。
    起初,在中国政府看来,凡是提到人权,只有一种,必是资产阶级的无疑,坚决排斥。八十年代,美国总统卡特开创“人权外交”,北京也作出了反应。人权从一种变成两种。邓小平说:“甚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所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⑵从一概不讲人权到讲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权;你讲你的人权,我讲我的人权。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向人民开枪。全世界谴责“六四”流血事件,谴责的标准不是甚么革命和反革命,而是人权和反人权。如果按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又有了新的说法: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谓开枪不开枪、人权反人权由我自家作主;我讲我的人权,再加不容他人干涉。从此,中国政府以“不许干涉内政”作为抵挡批评人权状况的盾牌。
    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迷思

    人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人权概念是可以分析的。人权可以分为应有人权、实有人权、现有人权。⑶从三者的关系,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权观念上的错误。
    人权是人在世界上做人的权利。凡是做人应当具有的权利就是应有人权。
    人一出世就在艰难地认识外部世界,探求“世界是甚么?”人认识人自己更为艰难;经过多少万年,才提出“人是甚么?”世世代代控诉人间的不平、维护为人的尊严,将一切善良愿望和热烈追求归结到一点:人要活得像人的样子,于是就产生了“人权”的概念。人权概念的产生和人权的存在不是一回事,正象文艺复兴时“人的发现”之前人早已存在。
    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说,论证人权是不可被剥夺、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学说对後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它的论证方式有缺点。为了说明人权从来就有,不得不向前追溯。追溯得过远了,一直追溯到“自然状态”。如果是自然状态,人还不成其为人;作为人而存在,就是人类社会。人权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印度发现的“狼孩”,从天赋来说是自然人,因为他脱离了人类社会,所以没有人性,也无人权可言。“天赋人权”说又把人权看作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人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权不是天赋的,但可以说是当然的,只要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具有不证自明的应有人权;应有人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应有人权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能充分实现。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都是把人不当人。近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才开始提出保障人权的问题。应有人权实现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是否合理、历史有无进步的重要标志。对发展中的应有人权的追求,寄托着人类的理想。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具体的人都是栖息于一定的国家。应有人权是一切人的权利,但它的实现不得不受制于各种不同的条件。应有人权是通过不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来实现的,这是具体的人实际拥有的人权,即实有人权。但公民权不是人权的全部。人们可以从事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这就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外的权利。公民权对于人权的实现具有决定意义;如果公民权没有保障,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外的权利更没有保障。
    侵犯人权,运用任何手段都可以。保障人权,却不是运用任何手段都可以。人权实现于人们的行为规范中,维护这种行为规范只能运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法律的手段尤其重要,因为人权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公民权来实现。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还是以枪杆子作为“柱石”,没有转到以法制来掌权,这是中国政府轻视、忽视、漠视人权的根本原因。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除了诉诸舆论、唤起道德的力量外,主要之点就在于加强法制。
    法律规定的可以实现的人权并非必定实现,规定和事实可能不一致,现在享有的人权才是现有人权。
    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错误至少有两点:
    第一,以实有人权否定应有人权,以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就是人权的全部。
    中国政府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中说:“需由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对人权制度予以确认和保护。”这句话没有错。由此而得出:“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并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反对国际制约。这就错了。首先必须承认普遍的应有人权的存在,这是国内立法的前提;如果否认这个前提,国内立法有甚么可“确认和保护”的?应有人权的存在和应有人权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国内立法不可能穷尽应有人权的全部;相反,正是要用应有人权的标准来衡量法律的好坏。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妇女没有选举权。难道妇女“本质上”就该没有选举权?只能说这种国内立法不符合应有人权。别人不能强迫一个国家改变歧视妇女的法律,这个国家也不能禁止别人批评、指责这种法律。白皮书中说:“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这又错了。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而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同一准则。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包括人权问题)从外部发动战争、颠覆别国政府,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但国际社会对一国的恶劣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指责、制裁,却符合人际关系的准则。事实证明,对前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的制裁,对改善南非的人权状况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政府为不良的人权记录辩护,不能不捉襟见肘。白皮书强调的首要人权是生存权,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生存权是普遍的应有人权,不是国内立法所规定的权利。人的生存是不需要法律规定的,不是法律规定人生存才能生存,事实上即使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中国政府在抗拒批评、指责、制裁时,强调人权的国内立法;中国政府在炫耀对人权的贡献时,又到国内立法之外去寻找论据。
    某些人批评中国政府强调的生存权是“动物权”。这种批评未必正确,应当批评中国政府恰恰极不尊重生存权。生存权当然是首要的人权,人无法生存,其他一切权利都谈不上。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强调的不可被剥夺的人权,在“自由”和“追求幸福”之前首先也是“生存”。但中国政府所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生存权是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的,不是对个人来说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几千万。国家的生存权、特别是共产党的生存权保住了,但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存权。“六四”流血事件发生後,中国的官方理论家说:“镇压反革命暴乱正是维护了全国人民的生存权。”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就可以消灭个人的生存权。只要国家不亡、民族不灭,对于个人来说不管死多少,对于政府来说不管杀多少,还是维护了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理论符合应有人权吗?
    第二,以实有人权代替现有人权,以为法律上规定了就是事实上做到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论证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显著成就”、“巨大贡献”时,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列举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上规定的实际拥有的人权,并不等于事实上做到的现在享有的人权。
    例如,白皮书中写道:“中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政治权利。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就以言论、出版而言,白皮书说“在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中国不需要设置新闻检查官,因为所有的报刊、出版社都是官方的,按官方的标准取舍稿件,等于同时具有新闻检查、书报检查的职能。而且事後查封报刊、查禁书籍也时有发生。
    又如,白皮书中写道:“中国法律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合乎人道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监狱、劳动场所管理人员必须对罪犯实行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而已,执行的结果,事实如何?事实是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经常送出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报告,而中国政府又拒绝国际人权组织的视察。
    中国的法制不能保障人权
    从应有人权到实有人权的差距,取决于法律是否趋向完善;从实有人权到现有人权的差距,取决于法律能否切实执行。就从国内立法来看,在中国人权是否有保障?
    第一,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有缺陷,实有人权不能充分体现应有人权。
    宪法规定了诸多公民权利,但还有在当代民主制度下已经提出的某些公民权利没有作出规定。例如隐私权,中国公民个人无隐私可言。又如知情权,中国政府又无公开性可言。
    或者,有过规定的公民权利又被取消。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在以後的三部宪法中均被取消。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两部宪法规定公民有罢工自由,在一九八二年宪法中被取消。
    再者,宪法上的某些规定与正当的公民权利有冲突。一九七五年宪法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规定为“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还规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二年宪法虽然在条文中取消了这些规定,又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写入序言。某些法学家断言“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四项基本原则已载入宪法”。用法律规定来确认一种思想体系,不符合思想自由的权利,也与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发生冲突。宗教信仰是有神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神论。既允许信仰有神论,又要求坚持无神论,究竟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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