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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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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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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每隔两三天便有轰动效应。当时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後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气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分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来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後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标”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名单”抓右派!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後来审判江青时,果然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件事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艺报》第二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後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七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甚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十五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甚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後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分子”帽子。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毛泽东为甚么要提出一个名单?
    起初,毛泽东确有整风的诚意,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後来形势急转直下,杀出回马枪,矛头反过来指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李维汉的回忆录提供了关键时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毛泽东同志……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4页)
    实际上,不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而是毛泽东的“心情正在起变化”。
    罗隆基的原话是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工人、农民都没有“尾巴”,就是知识分子有“尾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尾巴”,观察是很细致的。甚么叫“翘尾巴”?狗才“翘尾巴”,“翘尾巴”就是不听主人使唤。发动反右派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加掩饰地讲是为了整一整知识分子“翘尾巴”。毛泽东“下定反右派的决心”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7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尾巴”!所以平时不“翘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论”,也可以保护过关,如黄炎培、胡子婴。(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平时“翘尾巴”的,即使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扬所说的“在劫难逃”。丁玲等人,政治上一点不“右”,反右运动把“左派”打成“右派”,确实是搞错了。坏就坏在他们常常向党“翘尾巴”,故打成“反党集团”之後仍不罢休,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紧箍咒,不翘“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翘“尾巴”,对党感恩戴德了,于是以“优秀共产党员”告终。不是说丁玲写过“自首书”吗?那也一笔勾销了。
    从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所写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账”完全发自内心,决非“坏女人”江青唆使。毛泽东交给周扬的那个名单,其中一批老作家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属于“翘尾巴”的一族。
   
   
   《动向》200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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