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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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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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开放》(香港)2003年3月号发表了曹长青的《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我赞成他对北岛的批评。但有一段话涉及到我,并不准确。他写道:“所有被视为异议分子的人回国,几乎全都被中共当局要求写悔过书,还得表示不再从事异议活动等。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另一位理事郭罗基曾撰文说,他提出回国要求後,纽约中共领事馆逼他写‘认识’,他连写了三次,都被指为‘不深刻’最後他愤怒地不再写了。”我确曾写过有关的文章。文中并没有说给领事馆“连写了三次”。按曹的叙述,似乎我先是顺从领事馆写“认识”,连写了三次通不过,才“愤怒地不再写了”。此说与我的文章不符,也就是与事实不符。
    电子刊物《大参考》2001年3月20日刊出署名“有才”的《“写检查”也是精神控制一招》中有如下一段话:“最近,报载原北大、南大教授郭罗基在海外教书多年,想回国,但是中国驻外使馆的同志们,把郭拒于国门之外。他们让郭写检查,表示悔过,郭按照自己的认识写了‘检查’,却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把守国门的同志们认为你郭教授的检查写得蜻蜓点水,肤皮潦草,不深刻,当然国家不让你回去。”
    我从来没有写过“检查”,即使“蜻蜓点水,肤皮潦草”的“检查”也没有写过。80年代,我在北京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指责为“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为了不在高压之下作检讨,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到了美国的自由天地里,更不会作“检查”了。所以我写了一篇短文,澄清有才先生的说法,交《大参考》发表。不料又被好事者稍加修改按上标题《陈一咨、吕京花是写了“东西”的》,贴在好几个中文网站上。这又非我的原意。我在《北京之春》2001年6月号上发表了《一个向人民勒索的政府》,以正视听。曹长青提到的,大概就是这篇文章,但显然没有如实地转述文章的内容。
    我被拒于国门之外是一件无理的事情,和中国领事馆打交道又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既然一再有人提到,我可以谈谈前後经过,愿公众与闻。
    80年代,我在中国是被禁止出国的人。朋友们调侃说:“你享受了大熊猫的国宝级待遇——不得出口。”“六四”以後,由于我公开抗议镇压,更不得出国。我上法院起诉国家教委、起诉南京大学党委,官司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後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将近一年(事见《共产党违法案纪实》,香港民主大学1997年出版),才争得出国的利权。我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1992年底到达纽约。1993年即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不准出国的人又不准回国了。

    中国南方某地海关的工作人员陈蒙,向人权组织透露了中国公安部下达的“黑名单”。名单上列有49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六四”以後受通缉的人,第二类是海外民运组织头头,我和方励之、王若望等均属第三类。陈蒙并非民运人士,不过是一个正直的公民,因此而被判了七年徒刑。1993年以来,“黑名单”又扩大了好几倍。
    共产党的政策变了。从前,那些“土八路”把出国看作政治待遇。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实际上暗中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视西方为极乐世界。他们决不向他们不喜欢的人分发进入极乐世界的门票,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才能享受此等政治待遇。现在他们感到麻烦了。异议人士在国内的呼喊,惊扰了他们的清梦,影响到政局的稳定。中国步苏联的後尘,将异议人士赶出国门,不许回国,以为从此祸水外流,长治久安了。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剥夺公民的出国权和归国权,是严重侵犯人权。国际上也有一些政府开列不准入境的名单,都是针对恐怖组织和贩毒集团的。开列不准本国公民入境的“黑名单”,只此中国政府一家。从前还有一家,那就是台湾。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虽然曾经打得你死我活,至今还没有结束敌对状态,其实本是同根生,患有同样的“中国病”。如何对待向往自由的飞鸟,台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准飞出去,严密封杀;第二阶段是飞出去的不准飞回来,坚决排拒;第三阶段飞来飞去出入自由了。中国大陆刚走到台湾的第二阶段,整整落後了一个历史阶段,但封杀和排拒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台湾。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来“统一”也是很困难的。享受自由的飞鸟怎么能回到牢笼之中?中国政府的反人权政策不仅针对本国公民,还针对美国公民。凡是同情民主运动、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人士,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对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拒发签证,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到了北京也不得入关,第二天被遣送回美国。
    “黑名单”上对我不准入境的期限的规定是到1998年。当时有人说,1998年以後你不就可以回国了吗?我说,非也。我的护照的有效期到1997年,这就是说1997年以後我没有有效护照了,所以不用规定不准入境了。如何?果然!
    我的护照1997年10月到期,我于8月从波士顿将护照寄到纽约总领事馆,要求延期。过了一个月,领事馆将护照寄回,没有办理延期,也没有说明理由。我特地去纽约,问领事馆:是工作疏忽遗漏了,还是不予延期?如果是工作疏忽,请予改正;如果是不予延期,应当说出理由。他们说不出理由来,又将我的护照收下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办完,十多天後我打电话去催问,回答说:正在向上面请示,需要耐心等待。
    有一天,领事馆通知我亲自去一趟。一位姓彭的领事对我说“要写个东西”。
    我问:“写个什么东西?”
    他说:“写写对政治问题的认识。”
    我又问:“是不是所有的人护照延期都要写个东西?”
    “那倒不一定。”
    “为什么一定要我写?”
    “这是上面的规定。”
    我责问:“你们的‘上面’是谁?上面的规定有什么法律根据?现在是依法治国,你们依的什么法?”
    他显得很轻松:“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写不写由你,办不办由我。”
    我从波士顿到纽约的来回车程是九个小时,对话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我在考虑,究竟写还是不写?如果他说写个“检查”、“悔过书”之类,我可以当场拒绝、严词驳斥。“写个东西”是中性的。不写,到此为止,下面就没戏了。他可以说,责任就在于我没有“写个东西”。我还是写了一个“东西”,目的是为了反对“写个东西”。首先就说明“写个东西”的要求不合理,没有法律根据。然後,至于说到“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我写了两条:第一,我坚持爱国主义。错了吗?第二,我坚持马克思主义。错了吗?这两条妨碍护照延期吗?我批评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是从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难道你们反对爱国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吗?
    我将写的“东西”传真过去。姓彭的领事在电话中对我说:“你要写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自己的政治表现。”
    “我不是写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认识不够,请告诉我,什么样的认识才符合要求?我可以按照你们的标准来提高认识。”
    他不回答问题,不亮出底牌,只是重复说,要写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要写自己的政治表现。
    我认为已经写了“东西”,他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他要的“东西”。结果就没有下文了。
    因为领事馆说“写个东西”是上面规定的,我就给他们的“上面”外交部写封信。当时的外交部长唐家璇是我的学生。他1958年入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我给东语系上政治课。老师是有资格教训学生的。我不客气地说:“你在北大的时候,算不上是一流的学生,当然也不是很差的学生。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们没有人能看出你竟是未来的外交部长,那些富有才华的学生现在反而不如你。你身居高位经过多少人的挑选?既然当上了外交部长,希望你能当好。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外国,你们应当将文明社会的风气引进国内,不要再把中国的官僚习气带到国外。”然後公事公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请求外交部对纽约总领事馆的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结果,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2000年7月,我的九十高龄的母亲病危。我急欲飞去探视,因没有有效护照,不得不向领事馆提出回国的申请。本国公民回国要提出申请已属荒唐,更荒唐的是不能满足条件申请不予批准。还是那位姓彭的领事,还是那句话:“你要写个东西。”
    我说:“我以前不是写过了吗?”
    “那个不行,你要重写。”
    我不可能写出他们满意的“东西”来,所以就不写了。
    9月,母亲去世了。我又向纽约领事馆提出申请回国奔丧。我听说有人虽未获准护照延期,但允许回国奔丧,故抱有希望。我得到的回音又是那句话:“你要写个东西,这是必须的手续。”
    我说:“有的人没有有效护照不是也回国了吗?”
    “他们都是写了东西的。”
    领事馆所说的“写个东西”,不明说是什么“东西”,让你意会。实际上他们要的是“悔过书”、“保证书”之类。我当然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忍受了与高堂老母生离死别的哀痛,但以维护为人的尊严自爱、自慰、自豪。去国十余年,家事多变迁,儿媳妇、女婿、孙女都没有见过。孙女的稚音在电话里声声喊“爷爷”,远隔重洋牵动着我的归心。故国之思,与日俱增。
    当年叶挺蹲监狱,国民党政府答应给他自由,条件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现在共产党政府让我回国的条件是“从狗洞里爬进去”。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是我的人权,为什么要“从狗洞里爬进去”?
    中国政府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人民要它办事,它就要进行勒索。不仅是经济上的勒索,还有政治上的勒索;上述“写个东西”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你不付出代价,它就不给你办事。因要求回国而遭勒索的,恐怕不是我一个。有才先生的文章中说,“写检查”也是一种精神控制。对于控制不了的人,只好勒索了。勒索也并非都能得手。
   
   2003年4月2日于哈佛大学
   
   
   《开放》(香港)200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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