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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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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我一生中已经上了两次“黑名单”:十六岁的时侯,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侯,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被国民党列入的是追捕的“黑名单”;被共产党列入的又是放逐的“黑名单”。
    因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参加共产党,为建立一种新制度而献身革命。“新制度”建立後却反过来迫害我自己。共产党给予我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我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但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这是我的人生悲剧,也是我所生存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悲剧。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变了。共产党局处陕、甘、宁一隅时,向统治全中国的国民党挑战,也曾生气勃勃,而国民党则昏庸腐败。现在,共产党的昏庸腐败超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国民党。问鼎中原,执掌全国政权,免不了腐败,可见中国的这块黄土地有滋生腐败的根源。改造黄土地,铲除腐败的根源,要靠全中国人民大家来动手。
    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又有了生气。去年,我应邀到台湾访问,目睹一番繁荣景象。昔日“黑名单”中人,非但不抓,反待我以上宾之礼。风闻有人组织台湾共产党,未见“镇压反革命”。我在台湾讲讲马克思主义也无妨。
    (一)
    我在台湾、在美国、在欧洲都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唯独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大陆讲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被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就因为讲马克思主义太认真。
    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其实我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唯自由、民主是崇。後来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是皮毛。倒是“文化大革命”中,从怀疑出发,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反而得其真传。
    我在共产党内,起初经常受表扬,少年得志;後来又老是挨批评,历经坎坷。我喜欢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发表看法。和党发生不一致,往往怀疑是自己错了,党是不会错的。一九五七年,被指责为“右倾”,一个劲地检讨自己,深挖“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九年以後,我对共产党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虽然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老子不再检讨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我进一步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怀疑。为什么会上演一场破坏性的“大革命”?想必是可悲的理论导致可悲的“革命”。但我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推论。于是关起门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挨个儿拷问。许多人都不看书了,还把藏书当废纸卖掉,我却买书、看书非常起劲。研究的结果,首先发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回事,而是一步一步地退化、变异;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经念得歪到一塌糊涂。再从理论对照现实提出问题,苏联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当然不符合,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令人叹息的事件主要应由斯大林、毛泽东负责,部分地由列宁负责,而不能由马克思、恩格斯负责。我又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在马车时代,如今已到了宇宙飞船时代,他们的思想怎么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当代?当然有问题。有问题是否可以推翻?我曾试图加以推翻。即使推翻了那些可以推翻的东西,我发现总还有一些东西至少现在是无法推翻的,这些东西却是基本的。我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都发生过怀疑,怀疑的结果不一样:共产党是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错。苏联和中国的灾难是违反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陷入了灾难。于是,我决定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共产党。後来得知,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有一句名言:“毁灭马克思主义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以补充一点,还有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愧为大师,辛辣的语言道出了深刻的真理。
    当时,北京大学的不少学生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转向探讨理论,欲穷究竟。他们追随李大钊的传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著作学习小组”、“青年共产主义学会”等等。後来人们发现,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凡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则“别有用心”,都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于是那些聚在一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伙伴们,一一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而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总後台”。我受到“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下放劳动”的惩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同时也是一番痛苦的生活经历。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构成违法犯罪,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形成某种思想或不愿改变某种思想而遭到官方的制裁。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党的天下,居然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有罪。
    (二)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思十年,不发一文;“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发不可收拾。我经常撰写文章、发表演说,投入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运动。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结成了联合阵线。我们的基本立场还是“补天”,希望趁清算“四人帮”之机,在人民的批评监督下,共产党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告别过去,从头开始。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阻挠这种清算。我们鼓动人们支持邓小平,反对“凡是”派,导致最高权力的转移。共产党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不愿意改正那些根本性的错误。邓小平也只允许清算“四人帮”、“凡是”派和他的不同点,不允许清算“四人帮”、“凡是”派和他的共同点。清算到一定程度,他又祭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法宝来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被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武器。会议的参加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转变立场,跟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部分人坚持己见,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被胡乔木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又被邓小平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在自由主义过分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是一种抑制;在缺少自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确有自由化的倾向。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说我们搞自由化,并不冤枉,分歧是在于: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自由化而加以提倡,邓小平不允许中国出现自由化而加以打击。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应的,提倡什么化?是不是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一再追问,就是说不出提倡什么化。那么我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概由邓小平说了算。通俗地讲,“不听话就是自由化”。胡耀邦不听话,是自由化,代之以赵紫阳;赵紫阳又不听话,也是自由化。
    邓小平的讲话,中共代表大会的报告,不是提倡民主化吗?为什么容不得自由化?民主可以区分为两种: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声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为什么不可以区分为两种?因为民主区分两种以後仍可以加以利用,自由则不然。民主不是讲少数服从多数吗?共产党、政府、上级、核心人物永远是代表多数的,所以事事必须服从。自由要落实到个人,它所强调的恰恰是人们必须享受一定范围内的不服从。如果没有自由,个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往往形成虚假的多数,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所以,反对自由化,提倡民主化,是南辕北辙。
    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可以说,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至少和邓小平同样地“坚持”。一九八零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不同意见。一九八七年那场反自由化前夕,我向中共中央上书申述保留意见,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我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又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有等着吃苦果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後,我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一九八二年,在邓小平的盛怒之下,将我赶出北大,全家发配南京。我被取消了人民代表的资格,还不许当领导,不许出版著作,不许公开露面,……。蛰居紫金山下,从此销声匿迹。我不学屈原,自投秦淮,亦耻为贾谊,忧郁丧生;面壁十年,待机而起。
    (三)
    邓小平以反自由化求稳定,事与愿违。正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越斗越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得不彻底。企图以反自由化来压制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是不可避免的。八九民运是一浪高一浪的反自由化所积累起来的民怨的总爆发。这一次,不管是正理歪理都不讲了,干脆调动军队瞄准装着自由化思想的脑袋开枪。
    我本来就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以後我公开站出来发表三点看法:第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六四”开枪是反人民的;第三,共产党以“党员重新登记”排除异己是反党章的。上一次登记我尚未在册,借“重新登记”之机就将我彻底清除出党了。政治迫害随之而来,我被取消了教授资格,还不许我讲课,又剥夺了我的出国权利。我根据宪法和法律,起诉国家教委和共产党组织,官司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五万字的《公民上书》。我的诉讼文书在国内和国外广为流传。虽然法庭上的裁定不是“不予受理”就是“驳回”,民间的正义呼声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我再次申请出国,官方就不得不同意了。共产党的脾气就是这样,这一次死不认错,下一次偷偷改正。
    我运用法律的手段,凭借舆论的力量,夺回了出国的权利。这是十多年来我为维护人权、公民权所进行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成果。但我的出国并非逃亡,到达美国不久,我就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从我离开祖国的那天起,我就思念我的祖国。虽然我在中国受到几十年的政治迫害,我还是爱我的祖国。”中国大陆是我的根,生于斯、长于斯,漫长六十年。那里有众多的父老兄弟姐妹,牵动着我的情思,我愿为之奉献我的热血和心智。我的事业是在中国大陆。
    本来我打算今年回国。共产党又改变了策略,从前是不许我出国,现在是不许我回国。我又要为争取回国的权利而奋斗了。不许出国和不许回国同样都是侵犯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写明:“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归返其本国。”“黑名单”上对我的处置是:“1998年前不准入境。”好心人猜测:大概1998年後就可以入境了。殊不知我的护照1997年到期,只要不予延长,1998年後没有有效护照,就不需规定“不准入境”了。不仅剥夺了我的权利,还要取消我的国籍,中国政府的用心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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