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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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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二零零三年第十期(五月十五日出版),发表了李长春的《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这似乎是中共十六大之後李长春上台接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政策宣言。

    论说“三贴近”者本人三不“贴近”

    “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都是老话,而且降低了标准。毛泽东时代,要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现在,“深入”做不到了,只能“贴近”,就是附在外面,或下面,或上面,反正不是里面。“贴近”也行,比疏远要好。如果严格实行,或许多少能改进工作。要贴近实际,就是不要贴近原则,玩弄原则必定说空话;要贴近生活,就是不要贴近空想,陷于空想必定说大话;要贴近群众,就是不要贴近领导,紧跟领导必定说假话。 可惜,李长春只说要什么,没有说不要什么;只讲正面的道理,不提负面的事实。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蔚然成风,这是中国当前的实际。李长春没有勇气面对这样严峻的实际。论说“三贴近”者本人就不贴近实际,还是坚持玩弄原则。 李长春说:“要始终把工作视点对准火热的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吸取新鲜营养,展示未来生活的美好前景,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愤发图强,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共同奋斗”。好听的话说了一大堆。“未来生活的美好前景”、“更加美好的新生活”等等,是否包括几千万下岗工人和离乡背井流入城市的农民?是否包括贫困地区几千万缺吃少穿的人民?论说“三贴近”者本人就不贴近生活,还是爱好陷于空想。 李长春说:新闻单位要“接受地方党委和群众的监督,努力使中央满意,地方党委满意,群众满意,新闻单位也满意。”新闻单位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问题;同时还要接受地方党委的监督,就很成问题了。监督是约束机制,特别是无权者对权力行使者的约束机制。地方党委实际上是地方的权力中心(并无宪法根据),应为被监督者;群众和新闻单位是监督者。如果地方党委既要行使权力,又要监督别人,那就称霸一方了。中央、地方党委、群众、新闻单位四方满意固然是好,只怕难以做到。按照“三个代表”的逻辑,好办。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只要党满意了,就代表人民群众满意了。“三个代表”的功用在于,保证党一个满意,代替其他的一切满意。所以李长春还说:“报道揭露问题时,一定要反映当地党委政府采取的措施、解决的结果。”那就是说,当地党委政府还没有采取措施、达到解决结果时,不能报道揭露。报道揭露是为了促成问题的解决;有了“解决的结果”再去报道,就不成其为揭露,变味为歌功颂德了。这样,当地党委和政府当然满意了。如果报道揭露只能使群众满意、新闻单位满意是不行的,一定要使当地党委和政府满意才行。上面那四个满意,头两个满意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论说“三贴近”者本人就不贴近群众,还是提倡紧跟领导。对领导要服从,但不是紧跟。服从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行使自上而下的机制;同时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还必须行使自下而上的机制,那就是监督。服从和监督,相反相成。紧跟领导,只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督,也没有群众的地位。

    维护旧格局

    总起来说,李长春的政策声明依然是一派官腔、满篇套话;但在官腔和套话之中,也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打个比方,这是在蛋壳里面酝酿的变化。如果看到还是原来的囫囵一个蛋,不要忽略蛋壳里面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毋需过于沮丧;如果看到新近有了变化,不要忽略它仍然维护着固有的蛋壳,且慢过于兴奋。恐怕不仅是宣传思想工作,这是中共十六大以後一个时期的总的特征。 李长春维护蛋壳的努力表现在,强调“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要“不断加强”其“指导地位”云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不同的。列宁在世时,“列宁主义”是反对列宁的人表达的贬义。是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神圣化了;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也是斯大林的手艺。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退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以血腥手段公开镇压人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又在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多走出一步。中国共产党早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了。邓小平理论只有断语,没有逻辑前提,没有推理过程,根本称不上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比断语更为简单化的标语。这些,压根儿不成其为“意识形态”,更谈不上“全社会主流”。扯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旗号,只不过表明维护一九八九年邓小平颠覆合法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非法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以来形成的格局不变。如果不能追究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反党的罪责,消除江泽民追随邓小平的恶劣影响,彻底告别江泽民时代,中共现领导就不可能突破蛋壳,求变创新,有所作为。

    透露新信息

    李长春所透露的新的信息有三点: 第一,丁关根的方针是“弘扬主旋律”,李长春作了一点补充:“提倡多样化”。一方面要与丁关根衔接,另一方面又另有打算,结果就成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结合”。这是一个矛盾的方针。认真“提倡多样化”,“主旋律”也不过是“多样化”中的一样,无所谓弘扬不弘扬。如果“主旋律”有说服力,在多样化的竞争中,必能掌握群众,不需要人为地“弘扬”;如果“主旋律”没有说服力,在多样化的竞争中打败仗,再怎么“弘扬”也是白搭。既然“提倡多样化”,就不能强行“统一思想”、追求“舆论一律”了。 第二,李长春提出“使宣传思想工作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毫无新意,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时代早就鼓吹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了。但从中共领导人口中说出来,还是新鲜事。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为本。邓小平的“国权重于人权”是以国家为本。江泽民煽动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为本。总之,都不是以人为本。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挑起人权纠纷,根本之点是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就是不以人为本。是否切实“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看中国的人权事业有无改观。 第三,李长春所透露的新的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抓紧建立思想库、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思想库、智囊团”,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西方社会也是毫无新意。但在极权制度下提出,还真是新鲜事。从前,有人一提“智囊团”就被指责为“削弱党的领导”。现在终于认识到“‘三贴近’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体制、机制、制度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希望以建立智囊团来解决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但对问题的认识显然不足。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有责任帮助生活在极权制度下愿意变革的人们提高认识。 智囊团问题,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向我提供了李长春的文章,并约我访谈,因而促成我写这篇文章。

   2003年5月27日于哈佛大学

   《争鸣》(香港)2003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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