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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蹇妈妈——纪念蹇先任逝世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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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国权、主权

两个相反的命题

    “六四”以后,全世界谴责中国政府制造了反人权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站在辩护的立场上宣称,人权是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自家内政不容外人干涉。多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和官方理论家用尽心机,极力将人权禁锢在国家主权之内。邓小平集其大成,提出一个论点:“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⑴ 邓小平的论点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概念,什么是国权?他所说的“国权”是指国家主权。将“国权”作为主权,对不对?第二是判断,“国家主权重于人权”,对不对?。 1999年北约武力干涉科索沃战争中,国际社会支持战争的一方强调一个论点:“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代表性的言论是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演说。⑵ 鼓吹“邓小平理论”的中国政府,从“国权重于人权”的立场出发持反对的态度,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霸权”。⑶俄罗斯与中国政府持相同的态度,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批评“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是损害独立国家的主权。⑷ 国际上出现了两个相反的命题:“国家主权重于人权”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孰是孰非?不可能两者都对,倒是可能两者都不对。 在这两个相反的命题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将人权和主权对立起来。一方,因为主权不同于人权而偏爱主权;另一方,因为人权不同于主权而偏爱人权。从相同的前提出发,沿着不同的方向,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的最高本质是人本身

    如果承认邓小平的“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简言之,即国比人重要得多,那么还可以作出许多类推:国的利益比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国的安全比人的安全重要得多,国的意志比人的意志重要得多,……。类推越多,这个命题所蕴涵的荒谬性的暴露就越充分。国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国是由人组成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和利益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国而存在,国是为人而存在。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⑸这不仅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唯物主义者的共同命题。初听起来,这句话好象是废话,只有在对照中才能显出它的深刻内涵。那就是因为有许多理论把非人的东西当作人的最高本质,所以必须将人的最高本质回归到人本身。人的最高本质是国家吗?当然不是。是民族吗?是阶级吗?都不是,而是人本身。阶级性、民族性、国家性确是人的某些方面的本质,但不是最高本质。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只能说阶级性是人的唯一的本质,而且断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命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人的解放是阶级的解放的前提,因为人的本质是阶级的本质的前提。没有阶级的时候,人就存在了;消灭了阶级,人还存在;阶级的存在,难道人变得失去存在了吗?爱国也不是爱人之上的抽象物,更不是爱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而是爱组成国的人。爱国人和爱世人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和其他表达人类崇高情操的主义都可以归结为爱人主义。因爱自己的国家而仇视别的国家,所爱者不是本国与别国同样的人,因而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如果承认哈维尔所说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成了漂浮在现实的国家主权之上的东西,人不是在国家主权之内而是到高于国家主权之上的什么地方去享受人权,这就进入了天国。果然,他的最后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人是上帝的产物。”⑹他把人的最高本质奉献给了上帝,可见他所了解的人权丧失了人的最高本质。按照他的逻辑,在“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或之上,应该还有一个命题,那就是“神权高于人权”。 对邓小平命题和哈维尔命题的共同诘难,就是他们都将非人的东西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国家,也不是上帝,而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是一个以肯定的形式表达的否定性命题,它只是否定以非人的东西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究竟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地回答。马克思与其他德国唯物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从这里又继续前进了。如果不是把人的最高本质归之于人本身,一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就失去了合理的出发点。 邓小平命题和哈维尔命题互相反对,反而巩固了彼此的共同点:人权与主权的对立;要么选择人权,要么选择主权。为什么不能既要人权又要主权兼而有之? 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权就是人的终极关怀。人权应当贯彻一切人们共同体,衡量人的一切活动。

    究竟什么是国权?

    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人的一切共同体都应当享有人权,一切共同体的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人权。组成国家的人们是否享有共同的利权?当然是。国家作为一个群体,也是享有人权的主体。因此,国权是国家利权、是群体人权。由利权产生权力,然后运用权力,以公民权的形式保护人权群体中每一个人权个体。如果国家只是权力主体,那么,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然权力论”吗?如果国家不是人权主体,那么,生活在国家这个群体中的人们何以能享有人权? 民族权是一种人权,已是举世公认。国权是不是人权?国权也应当纳入人权结构重新加以定义。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强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⑺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进一步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利权。”⑻发展权是一个崭新的人权概念。对发展权的享有,国际法特别强调国家和个人都是人权主体。 人有人权,国有国权;没有人权不成其为人,没有国权也不成其为国。由国权产生政权、主权。在一国之内,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权是“政权人授”;在国际之间,作为国家权力的主权是“主权在民”。因此,政权、主权都来自国权,即群体人权。国权和政权、主权的关系是利权和权力的关系。一个国家,对内维护违反人权的政权,对外必定自辱主权。如果国权与人权不一致,应当改变国权的性质,而不应当在人权与国权之间区分轻重高低。所以,既不是“国权重于人权”,也不是“人权高于主权”,问题在于国权必须与人权相洽,使之成为人权结构中的一个层次。如果国权不能与人权相洽,在一国之内,违反人权的政权,人民以人权的名义可以把它推翻;在国际之间,违反人权的主权,各国以人权的名义可以进行干涉。

    人权无国界 国家有主权

    追求人权的历史,从个体人权、群体人权到人类人权,人类人权即国际人权。国际人权是超越国界的。但国家的存在不能没有主权。全面的原则是:既要维护人权,又要尊重主权。人权无国界与国家有主权,是否矛盾?普世人权与人民主权并无矛盾;如果发生矛盾,那是因为主权不在民,主权在君、主权在党而违反了人权。违反人权的主权就不值得尊重了。 中国政府为了替自己的和别人的违反人权的记录作辩护,将人权屈从于主权,编成了一套官方理论。有一本中国的大学教科书写道:“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最重要的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础。人权原则只能从属于国家主权原则,而决不能高于国家主权原则”。⑼“人权原则从属于国家主权原则”,理论上说不通,国际法上无根据。《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重申尊重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利权之信念”,作为宪章的指导思想。宪章的第一章是“宗旨和原则”。第一条提出四项宗旨,其中之一就是“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二条才提出七项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宪章第五十五条之一,是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接着,第五十六条又规定“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之宗旨。”⑽首先,人权问题不是一项原则,而是宪章的指导思想和联合国全部活动的宗旨,为达成这一宗旨,会员国不是互不干涉,而是共同行动和相互合作。其次,不是“人权原则从属于国家主权原则”,而是国家主权原则服务于人权宗旨。维护人权是宗旨,尊重主权是原则;实现宗旨是目的,运用原则是手段;将原则置于宗旨之上,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说:“宪章的本意是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维护人权。”⑾中国的官方法学家完全说颠倒了。宪章的本意是以维护人权的宗旨为前提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以维护人权的宗旨为前提,维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同样也维护别国人民的人权,必然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以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为前提,未必一定维护人权,完全可以关起门来压迫人民。所以,以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僭越维护人权的宗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两种不同的干涉

    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发言人有一句口头禅:“反对以人权问题为借口进行干涉”。什么叫做“以人权问题为借口”?一个国家本来没有违反人权的问题,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以人权的名义进行干涉,是为“借口”。如果该国确有违反人权的问题,那就不是“借口”,进行干涉就不能一概反对。干涉也有两种:侵犯主权的干涉和不侵犯主权的干涉。并非凡是干涉一定侵犯主权,而且对一国政府的批评、对一种政策的非议根本就不是干涉。中国政府把别的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也叫做“干涉内政”。这是把国内的规矩搬用到国际上了。在国内,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说一不二”,不许老百姓“说三道四”。难道中国政府还有资格剥夺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吗? 主权是国家独立权和国家平等权。针对国家独立权和国家平等权的外来干涉是违反国际法的;尊重国家独立权和国家平等权的人道主义干涉是符合国际法的。前一种干涉,其结果改变了被干涉国的国际地位,是应当反对的;后一种干涉,其结果并不改变被干涉国的国际地位,只是消除在该国所发生的人权灾难,是不应当反对的。也可以说,前一种是反人权对人权的干涉,后一种是人权对反人权的干涉。在以往的历史上,所盛行的是前一种干涉;20世纪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和以人类为主体的人权,即国际人权,后一种干涉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上演的崭新节目。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破产,是国际干涉成功的范例。 人道主义干涉的根据在于主权是否违反人权,而不在于人权是否高于主权。如果以“人权高于主权”作为干涉的根据,那么不论主权是否违反人权,到处都可以干涉了。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如何判定干涉的必要性,是十分困难的。大国、强国可以决定对小国、弱国进行干涉,而小国、弱国对大国、强国即使抓住严重违反人权的事实也无可奈何。西方没有偏见的知识分子早就指出这一点:“当受害的少数者为本国人时,其他国家以人道主义为理由进行干涉。早期各国的实践表明,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一般都是欧美列强基于各自的政治和其他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为,纯粹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干涉几乎没有发生过。”⑿这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 在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上,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中的非正当性发生了矛盾。一方,力图以现实中的非正当性推翻理论上的正当性;另一方,则依据理论上的正当性掩盖现实中的非正当性。这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既要坚持理论上的正当性,同时克服现实中的非正当性。防止和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滥用,唯一的途径是完善国际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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