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郭罗基作品选编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还是权力?
    人有思想必须表达,为表达思想而发出言论。但人人孤立地表达思想和发出言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彼此交流中才能显示出思想和言论的价值。通过交流,人们又互相承认和肯定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利权。因此,交流自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推广,从思想自由到言论自由再到交流自由才是完整的表达自由。
    交流自由除了通过公众集会讨论、辩论外,更经常、更广泛的是借助传播媒介来实现。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就是运用传播媒介实现的交流自由。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提到的freedom of the press是指出版自由,现在freedom of the press又指新闻自由。从出版自由到新闻自由可以采用同一个词组,说明它们有相通之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当然有不同点,但从人民享有的交流自由来说,又有共同点。
    新闻出版自由为充分实现表达自由之必须,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过是私下闲谈。新闻出版自由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一样,是人民的利权,不是政府的权力。行使新闻出版自由不能没有传播媒介,如果政府控制了传播媒介,就是控制了新闻出版,于是人民的利权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新闻出版自由究竟是人民的利权还是政府的权力?这一点,很容易测试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的新闻出版垄断
    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後来的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而倒退,取消了新闻自由。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第二十二条却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这是自相矛盾的规定。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等等都被规定为“国家的事业”,只能由“国家”来发展,这就成了政府的权力。人民不能举办新闻出版的事业,怎样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利权?既然人民具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利权,为什么不能举办新闻出版的事业?而且,“国家”举办的新闻出版事业还限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新闻出版不自由的法律根据。
    中国的立法者和当权者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反对新闻出版不自由;新闻出版不自由就是对新闻出版作出限制,哪怕这种限制是看起来神圣的、崇高的、伟大的,终究是限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一种看起来神圣的、崇高的、伟大的限制;有限制必有排斥,有排斥就没有自由,且不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如何解释。为新闻出版规定前提、预设目标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因为政府有权对新闻出版规定前提、预设目标。只有在政府没有权力干涉新闻出版的地方才有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伦在一个案件的判词中说:自由表达的宪法利权旨在把政府的干预从公众讨论的领域排除出去,把什么观点应当表达的决定权交给我们每个人,期望这种自由权的行使最终将产生更有能力的公民和更完善的政体,相信只有这种方法才同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依据的个人尊严和个人选择这一前提相一致。美国克林顿行政当局曾决定限制internet中黄色的东西,引起了争议。最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依法裁定违宪,认为它侵犯了表达自由,宣布这一行政命令无效。大法官的裁定不是为了保护黄色的东西,而是为了保护表达自由。对internet中黄色的东西的限制,应当在表达自由的范围内实行,而不应当用行政命令来实行。司法审查的根本问题,不是在于限制的理由是否正当,而是在于政府是否有权进行这种限制。如果今天政府可以用某种看起来正当的理由来限制表达自由,总有一天也会以完全不正当的理由来限制表达自由。
    新闻出版作为“国家的事业”,起什么作用?在中国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党的喉舌”,也就是共产党控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一九四九年以前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时,进步人士指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共产党把“喉舌”从贬义变成褒义,国民党的羞耻成了共产党的荣耀。
    “国家的事业”和“党的喉舌”,这两个基本点完全扼杀了新闻出版自由,而成了新闻出版垄断。在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二零零零年公布的年度报告中,中国继续被列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人民有权经营媒体
    新闻出版自由既然是人民的利权,人民就有权经营新闻出版机构。
    美国是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这里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电脑网络没有一家是官办的,有些招牌看起来好像是官方的,带有American, National, Washington等等字样,其实都是民办的。美国政府办的“美国之音”电台和美国国会批准办的“自由亚洲”电台,是不允许对国内广播的。美国的法律禁止政府在新闻出版方面与人民竞争,否则,谁是政府的竞争对手?因此新闻出版完全是人民手中的工具,成为监督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的“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所谓“第四权”是谐称,前三权是权力,後一权是利权,性质不同。政府官员涉入丑闻,一旦为新闻媒体所揭露,不是送上法庭,就是遭受弹劾,再不然被迫辞职。当然,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上,新闻出版是完全自由的,但在人民和人民的关系上,穷人和富人的自由是不相称的。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新闻出版机构没有一家不是官办的。新闻出版所需的物质条件,如印刷机械、纸张供应、发射台、电视塔等等都由政府掌控。凡是出现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手段,政府总是严加管制。七十年代,复印机传入中国。一些不准公开出版的手抄本著作得以流传。这时,复印机被藏之机要室,复印文件需经领导批准。复印机越来越多也就管制不了啦,後又管制传真机。私人设置传真机需经公安局批准。传真机也管制不了啦,现在是管制电脑网络。国务院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无疆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对这种管制网络通讯自由的规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以致江泽民被评为“互联网之敌”。互联网肯定也是管制不了的。李鹏当总理时,国务院制定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受设施管理规定》,规定“私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受设施”。中国政府对于一切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现代化工具,首先是限制人民使用,限制不了才不得不听之任之。在这方面,最足以表明中国政府抗拒现代化潮流的倒行逆施。
    人民有权获取信息
    人民行使新闻出版自由是为了交流。在交流中不仅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还要了解别人的思想和言论,即获取信息;获取信息又是在交流中进一步表达自己的需要。人民有获取信息的自由,传播媒介就有提供、传递信息的自由。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欲望遍及全世界,而亲身经历的活动只能限于狭小的领域,更是有赖于传播媒介提供信息。信息是无形之物,也是无价之宝。信息资源属于全社会,应由人民来共享。共享信息是人民的知情权。
    中国的新闻出版将信息分为两大类:公开报道和内部参考。只有一部分信息是面向广大读者的,大量的信息转入“内部”,报社和通讯社有“参考消息”,出版社有“内部发行”。新华社的参编部每天编发几十种保密程度不同的“内参”。发行范围较大的是“小参考”、“大参考”,按照干部级别的上行逐渐缩小阅读范围,极端机密的有关国内外政情的“内参”只发七份,仅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阅读。享有信息的多少决定于掌握权力的大小。“内参”的编发是垄断信息的严密体系。如果“内部参考”的信息见诸报端,新闻工作者就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必判重刑。“无疆界记者”组织公布:二零零零年囚禁新闻记者最多的国家是缅甸,有十三人坐牢;其次就是中国,有十二人坐牢。新闻工作者按其职务来说,没有保密的义务;他们的任务是揭露事实真相,不是保守国家机密。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之所以一再被判处“泄露国家机密罪”,就因为他们的不幸是生活在一个垄断信息的国家。人民要得到有关自己国家的真实消息,往往需听取外国的新闻,叫做“出口转内销”。因此,刊登外国新闻的《参考消息》被人们认真阅读,《人民日报》反而成了“参考消息”。
    在中国,“小道消息”特别流行,因为“大道”的消息匮乏、消息失真。官方常常指斥“小道消息”为谣言。事实的发展总是证明“小道消息”是真言,“大道消息”倒是谎言。全国三千家报纸、几十万从业人员,每天生产没有人相信的消息,至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人民有权选择观点
    新闻出版的任务不仅是传递信息,还要对信息进行加工。传播媒介应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但任何事实的叙述不可能不持有观点,新闻出版的客观性不是没有观点,而是公正地对待各种不同观点,各种不同观点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在各种不同观点的比较中,为人民参政、选举、监督提供选择的可能。杰斐逊说,要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⑴人民具有选择的利权,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上只流行一种观点,不消说那当然是官方的观点,人民无可选择,谈何民主?
    中国的新闻出版是“党的喉舌”,只发出一种声音——党的声音。在重大问题上,只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可以发表评论,全国的报纸必须照抄照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评论。“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简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江青的写作班子”。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中说:“在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⑵因为不需要新闻检查制度了。马克思说:“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⑶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有无专职的新闻检查官、书报检查官,无关紧要,哪里有“政府垄断了的批评”,哪里就存在事实上的新闻检查、书报检查制度。按照“政府垄断了的批评”取舍稿件,等于所有的报社、出版社都兼有新闻检查、书报检查的职能。有一位新闻工作者作了一首自嘲的打油诗:
    我是党的一条狗,
    守在党的大门口;
    党要我叫我就叫,
    党让咬谁就咬谁。
   如果报社、出版社不能按照“政府垄断了的批评”取舍稿件,则实行事後追惩,不是查封报纸就是停刊整顿,已经出版了的书籍,不是停止发行就是查禁收回。中国至今没有保障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新闻法、出版法。马克思说:“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一个国家所承认的自由是以法律存在的”。⑷中国没有新闻法、出版法,却有“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马克思又说:“出版法根本不能成为压制出版自由的手段,不能成为以惩罚相恫吓的一种预防犯罪的手段。”⑸“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正是这种恫吓和压制的手段。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