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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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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人在精神方面的基本需求是运用自己的头脑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输入信息就是进行认识,输出信息就是进行表达。首先必须认识,才能有所表达;表达的内容是认识的结果。人人都有头脑,也就人人都有认识和表达的利权;如何认识,如何表达,完全是个人的自由。认识和表达必须在行动中完成;认识自由和表达自由依赖于实践。但认识的利权是实现于表达的利权之中,一个人只有在表达的时候才能确证他如何认识。表达自由就是人作为精神存在所应有的基本利权。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表达自由包括三方面: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坚持观点。人们怀有何种理念、情感、意志,不受干涉。在这方面,具体表现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等。
    二,人人有权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人们怀有的理念、情感、意志,外露不受干涉。在这方面,具体表现为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等等。
    三,人人有权寻求信息、传播思想。人们外露的理念、情感、意志,交流不受干涉。在这方面,具体表现为通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现代的电子信息自由等等。
    人权公约特别规定,在行使这些自由时,“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其他媒介”应包括电脑网络,这是当代最迅速、有效的传播媒介。

    思想的天性是自由的
    输入的信息在头脑中进行加工,就是思想。行使表达自由,人们必须互相承认在思想中自己拥有而别人不知道的东西需要表达。思想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自己不表达,无人能知道。思想是人脑的内部活动,既不会妨碍别人,别人也无法阻止,因此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的。
    思想在头脑中纵横驰骋好像是自由自在的,其实也不然。每个人、每个时代的人怎样思想是受限制的。每个人的思想受到社会环境、本人经历、文化水平、认知能力等等的限制。这是客观条件的局限性。每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地区交往条件等等的限制。这是历史赋予的局限性。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斯多德,在今天看来,他连许多中学生知道的东西都不知道,例如万有引力、电磁感应、化学元素、生物细胞等等。他的思想无论多么博大精深,还是受制于那个时代。在一个时代被认为常识性的真理,後代人看来,可能是谬见或偏见。客观条件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是内在于思维过程的限制,无法摆脱,也不是过错或缺陷。思想不自由,不是指这种内在于思维过程的限制,而是外在于思维过程的限制,即在表达中设置的限制。
    思想不自由是外部的强制
    如果思想只是活跃在头脑中,任凭深思遐想或胡思乱想,别人都管不着,那就没有思想不自由的问题了。问题是思想具有强烈的表达的欲望。一旦思想跃出头脑受到惩罚,于是痛感思想不自由了。在表达中禁止某种思想,或宣布某种思想为有罪,或因发表某种思想而受到歧视、失去利益,或强迫不同的思想统一于某种思想,等等,这就剥夺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要求就在于思想在头脑的外部应当与在头脑的内部一样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才有意义。
    剥夺思想自由是通过限制思维的结果来改变思维的过程,使人不敢这样想,不得不那样想;非但不许想什么,而且必须想什么。如果以思想来影响思想,人们自愿放弃自己的思想而接受别人的思想,这不是思想不自由,正是进行选择的思想自由。以一种思想来改变另一种思想,背後有权力的强制,才是思想不自由。对某种思想进行权力的强制,因为它是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当权者同意、赞成、接受的思想肯定能畅行无阻。所以思想自由的实质就在于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能否得到表达。思想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只要取消权力的强制,便能立即实现。
    思想不自由也仅仅是外部的强制,任何权力不可能改变内部的思维过程。对于追求自由的心灵来说,仍然可以在思想不自由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内部的思想自由。中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以沉默、隐逸为堤防来保护那些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继续活跃在头脑中。
    思想自由是做功的支点
    思想自由给予各种不同的思想——好思想和坏思想、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思想自由是一个支点,它本身并不做功,但有了它方能做功。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形成思想理论的高峰,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压倒一切,思想言论充分自由,因而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後,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自以为有资格从一切方面包括思想上统治人民,严酷钳制舆论。结果,有秦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贫乏的朝代,且不说思想家未曾出现一个,就连好文章都没有留下一篇。《古文观止》中的秦文,仅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一篇,还是秦王政灭六国以前写的。据梁启超观察,西方近代政治、学术之飞速发展,不过二百年,胜过中国几千年,原因是思想自由。数学、物理学进步最快,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自由发表意见,无所顾忌;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进步缓慢,原因是“为古来圣贤经典所束缚,为现今政术风俗所牵制”。他的结论是:“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⑴马克思主义主张埋葬资本主义,却只能在思想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蔡元培倡导“兼容并蓄”的北京大学。没有思想自由,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产生也不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条件就是思想自由。共产党的统治以马克思主义实行思想垄断,反而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危机。
    剥夺思想自由的理由
    剥夺思想自由,总能说出某些理由。毛泽东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⑵因为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所以必须剥夺思想自由。这种理由能否成立?
    第一,判断“错误的思想”和“毒草”的标准是什么?无非是当权者的思想。以当权者的思想取舍一切正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某些思想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已经是思想不自由的结果。
    第二,谁有权力进行“批判”?不是因为有了“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才引出“批判”,而是有了“批判”的权力才寻找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批判”盛行也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从批判者产生了被批判者。思想和思想的交锋是平等的。通过平等的思想交锋,并经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真理、证明真理。而所谓“批判”,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是不平等的,是预先区分了真理和谬误、革命和反动而进行思想审判,不是思想交锋。
    第三,压制思想自由是否必要?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反动思想也仅仅是思想,不是行为;反动思想不过是主观精神状态的表达,反动行为才能造成客观的危害他人的结果。纪律和法律惩罚的对象都是行为,不是思想;惩罚思想倒真是反动的。即使思想需要惩罚,也只能限于思想,不能及于人身。为了惩罚思想而侵害人身,不是搞错对象了吗?之所以将对思想的惩罚转移到人身,因为对思想无法惩罚;针对无法惩罚的对象施加惩罚,那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迫害思想者不能消灭思想
    为了惩罚思想而侵害人身是荒唐的,人类因这种荒唐而付出了血的代价。一个时代的独立见解往往被视为异端,思想者因而受到迫害。十六世纪的布鲁诺因坚持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认识而被教会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二十世纪的张志新因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性见解而被割断了喉管再加以杀害。强权可以毁灭布鲁诺、张志新的人身,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表达的思想。布鲁诺的身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成了无可置疑的真理。张志新的身後,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了人所共知的结论。先进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打击、排斥、迫害先进的思想者是徒劳的。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是不合理的社会、不文明的历史;人类应当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告别这种不文明的历史。
    能否“统一思想”?
    将所有人的思想统一于一种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高尚的思想,岂不善哉?扼杀思想自由的罪过正是来自“统一思想”的努力。
    统一行动是合理的,统一思想是不合理的。统一行动在于参与者对具体行动的同意,而同意是以不同思想为背景的;统一思想却是要求参与者对任何行动不许不同意。而且,行动是可以统一的,思想是不可统一的。在天安门前游行的仪仗队,行动整齐划一;谁能证明每个人头脑中的思想也是整齐划一的?行动的统一不能保证思想同样的统一;思想的不统一并不妨碍行动的统一。
    为什么要实行民主?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必然意见纷纭。老是意见纷纭,一个群体将一事无成。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方面,一个群体要按多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一个群体也要尊重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民主的前提是承认思想的不统一;实行民主的结果是保证行动的统一而允许思想的不统一。强求思想的统一,侵犯了发表不同意见、保留不同意见的利权,是对民主原则的破坏。凡是进行权力强制、思想垄断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实行民主。
    权力强制,思想垄断,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的明显特征。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以後,推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对思想进行权力强制的开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形成思想垄断,延续了两千多年。历代统治者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加进儒家学说,後来的儒家学说与孔夫子的学说已大有出入,孔夫子不过是被用来作为进行思想统治的符号而已。共产党治理的中国,依然是传统的一脉相承,不过改变了思想统治的符号,马克思代替了孔夫子。
    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是糟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⑶马克思主义本身当然也是不能运用权力强制别人接受的;运用权力强制别人接受的思想,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诞生以後,依靠理论的逻辑力量,半个世纪之间传遍了全世界。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运用权力强制那“处于健康清醒状态中”的人们接受,却使马克思主义遭受厄运。
    从苏联到中国,“统一思想”的符号越来越多,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再发生变异。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转手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发生了一次变异,从俄国传入中国又发生二度变异。所以,马克思主义之後又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说不定还有江泽民观点。重要的是後面的符号。“文化大革命”中,违反马克思主义不算什么,违反毛泽东思想必定大祸临头。现在的中国,统一思想的规格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邓小平理论。符号太多了不好掌握,于是就简化为一个公式:“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谁代表党中央就同谁保持一致。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求思想上的一致,就是在行动一致之外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许保留不同意见。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是无理。这都是反民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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