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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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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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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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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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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和主权

“六四”以後,全世界谴责中国政府制造了反人权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宣称人权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自家内政不容你们外人来干涉。多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和官方理论家用尽心机,极力将人权禁锢在国家主权之内。为此,邓小平提出一个说法:“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⑴
    什么是国权?五四时代,中国人高喊:“内除国贼,外争国权。”这里所说的“国权”是指国家主权。邓小平所说的就是“国家主权重于人权”。将“国权”作为“主权”是不准确的概念,还需要重新加以定义。
    北约武力干涉科索沃战争中,国际上站在北约的一方提出一个说法:“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代表性的言论是捷克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⑵
    坚持“邓小平理论”的中国政府,从“主权重于人权”的立场出发持反对的态度,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霸权”。⑶俄罗斯与中国政府持相同的态度,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批评“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是损害独立国家的主权。⑷
    现在出现了两个互相反对的命题:“主权重于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孰是孰非?不可能两者都对,倒是可能两者都不对。

    这两个命题虽然互相反对,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是将人权和主权对立起来。一方,因为主权不同于人权而偏爱主权;另一方,因为人权不同于主权而偏爱人权。哈维尔只不过将邓小平的逻辑变通一下,相同的前提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人权与主权的对立,意味着什么?
    从人权与主权对立的共同点出发,人们对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样都可以提出诘难。
    如果承认“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简言之,即国比人重要得多;那么,还可以作出许多类推:国的利益比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国的安全比人的安全重要得多,国的意志比人的意志重要得多,……。类推越多,这个命题所蕴涵的荒谬性的暴露就越充分。国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国是由人组成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和安全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国而存在,国是为人而存在。爱国不是爱人之上的抽象物,也不是爱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而是爱组成国的人;爱国人和爱世人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⑸这不仅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唯物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初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是废话。只有在对照中才能理解它的深刻内涵。就因为有许多理论把非人的东西当作人的最高本质,所以必须将人的最高本质回归到人本身。人的最高本质是国家吗?不是,是民族吗?是阶级吗?都不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只能说阶级性是人的唯一的本质,而且断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命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人的解放是阶级的解放的前提,因而人的本质高于阶级的本质。阶级性、民族性、国家性等等确是人的某些方面的本质,但不是最高本质。强调“国权重于人权”,把“国”置于“人”之上,重于人权的国权只能是超人的统治权。这个命题不是显示国权与人权孰重孰轻的量的区别,而是表明国权压制人权,因而实际上在这种国权之下不会有人权。
    如果承认“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首先是把主权放逐于人权之外,主权与人权无关;其次,人权又容忍非人权的主权存在,只是保持不同的高度而已。一方面,因为主权不合乎人权而作为外部干涉的理由,另一方面,又同意保留不合乎人权的主权。这个命题包含着潜在的自相矛盾。表面上看来它是推崇人权,实际上却是承认主权可以游离在人权之外。同时也可以说,人权是漂浮在现实的国家主权之上,进入了天国。果然,哈维尔对于“人权高于主权”的最後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人是上帝的产物。”⑹他把人的最高本质奉献给了上帝,可见他也并不了解人的最高本质。据此推论,在“人权高于主权”之後或之上,应当还有一个命题,那就是“神权高于人权”。
    对邓小平命题和哈维尔命题的共同诘难,就是他们都将非人的东西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国家,也不是上帝,而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是一个以肯定的形式表达的否定性命题,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否定以非人的东西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究竟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地回答。马克思与德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又从这里继续前进了。如果不是把人的最高本质归之于人本身,一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就失去了合理的出发点。
    假如邓小平和哈维尔论战,他们将如何互相诘难?
    邓小平的理由和江泽民的帮腔都是说,中国近百年遭受侵略的历史证明,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所以主权比人权重要。但哈维尔可以问,有了主权就一定有人权吗?反对外来侵略的结果,维护一种重于人权的主权,对于人民来说,不是摆脱了外国人奴役之後又受本国人奴役吗?所以,必须强调“人权高于主权”。
    哈维尔的理由是人比国家重要,因为国家是人创造的,所以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邓小平也可以问,现实的人都生活于一定的国家之内,离开了国家就谈不上人权,人到高于国家主权的什么地方去享受人权?所以,必须坚持“国权重于人权”。
    他们的互相诘难反而巩固了彼此的共同点:人权与主权的对立。要么选择人权,要么选择主权。为什么不能既要人权又要主权兼而有之?
    在人权与主权对立的条件下,无论强调人权还是主权,理论上的破绽是无法弥补的。出路就在于消除这种对立。
    既然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权就是人的终极关怀,追求人权就是人的最高命题。人权是不可移易的。消除人权与主权的对立,不是人权屈从于主权,而是主权符合于人权。
   二,国家既是权力主体又是人权主体
    讨论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必须理清人、社会、国家、政权、主权五个概念。
    人出于自然。人脱离自然的标志是形成社会。人和社会是同一的起点。国家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和社会的历史已有几百万年,国家的历史才几千年。人和社会共始终,国家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插曲。国家产生之前人和社会就存在;国家消亡了,人和社会还将存在。因此,无论是在时间上、空间上,国家不能限制人和社会的活动,相反,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根据。国家的产生,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中出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运用国家权力的机构是政权,在古代是君权。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提出了主权概念;主权就是国家权力在国与国之间的承认和运用。这样,可以确立一个分析的框架:主权的前提是国家,国家的前提是人。
    16世纪法国古典法学家博丹(J.Bodin,1530-1596)是主权理论的开创者。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侵犯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他的理论的针对性,除了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外,也是反对一国之内封建领主的割据,强调权力的集中,因此受到各国君主的欢迎。国际法创始人荷兰的格劳秀斯(H.Grotius,1583-1645)进一步指出,主权即权力的行使不受另外一种权力的限制;当一国不受别国控制而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时就表现为主权。希腊的城邦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欧洲的中世纪,因没有主权概念,国与国之间互相征战而不以为非,中国的史书称“春秋无义战”。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主权的概念奠定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最初的主权定义,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的君权。17、18世纪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家们,特别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法国的卢梭(J.Rousseau,1712-1778),把古典的君主主权论转变为人民主权论。他们在反对“君权神授”时提出“政权人授”,在反对“主权在君”时提出“主权在民”。根据天然利权⑺论、社会契约论,他们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权力不是天然的,而人所享有的利权——人权是天然的。人们交出自己的利权,才产生权力。主权的实质是人民的意志。主权不是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用来解释历史上国家的产生、政府的建立是牵强附会的,但用来说明近代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合乎理性的。
    中国当代的学术著作关于主权的定义,都是说,主权是一国固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可分为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⑻这种定义没有理清国家、政权、主权的关系,从而为理解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设置了障碍。
    所谓的“对内主权”是一国之内的统治权。“对外主权”不可能行使统治权,如果对外行使统治权是侵犯别国的主权。在这一点上,“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毫无共同之处,不可能结合为一个“主权”概念。“对外主权”具有不可分割的属性。所谓的“对内主权”,对于君主政权来说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民主政权来说不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必须分割,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割和制衡才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体现人民主权。权力的分割是按照权力的不同性质所作的划分,不是彻底分裂,不是像邓小平所说的“美国是三个政府”,分割的权力又是统一的,所以“对外主权”才是不可分割的。所谓的“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具有不同的属性,也不能结合为一个“主权”概念。 上述“主权”定义还保留了古典君主主权论的残迹,把君权(政权)纳入了主权。所谓的“对内主权”实际上是政权。“主权”只能是对外的,是国际法的概念,而不是国内法的概念。政权和主权是同一国家权力有联系有区别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政权和主权存在着差异:可以有政权无主权(殖民地、附属国对内行使权力,对外无主权可言);也可以有主权无政权(一个国家发生革命或内乱,政权被颠覆,但并未丧失国家主权)。政权更迭不等于主权存亡。中国共产党常常以“亡党亡国”为警钟,以为“亡党”即“亡国”。这是党即国家、政权即主权的逻辑推理。“亡党”很有可能,“亡国”一定不会。共产党失去政权,中国不会失去主权。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如果能够放弃一党专权,转向民主,共产党也可以不亡。
    国家是权力主体,对内表现为政权,对外表现为主权。但国家并非只是权力主体,同时也是人权主体。人权和主权对立的根据就在于仅仅将国家作为权力主体。
    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人的一切共同体都应当享有人权,一切共同体的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人权。组成国家的人们是否享有共同的利权?当然是。国家作为一个群体,也是享有人权的主体。而且,由人组成的国家首先是一个人权群体,由利权产生权力,然後运用权力,以公民权的形式保护人权群体中每一个人权个体。如果国家只是权力主体,那么,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然权力论”吗?如果国家不是人权主体,那么,生活在国家这个群体中的人们何以能享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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