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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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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和主权

“六四”以後,全世界谴责中国政府制造了反人权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宣称人权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自家内政不容你们外人来干涉。多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和官方理论家用尽心机,极力将人权禁锢在国家主权之内。为此,邓小平提出一个说法:“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⑴
    什么是国权?五四时代,中国人高喊:“内除国贼,外争国权。”这里所说的“国权”是指国家主权。邓小平所说的就是“国家主权重于人权”。将“国权”作为“主权”是不准确的概念,还需要重新加以定义。
    北约武力干涉科索沃战争中,国际上站在北约的一方提出一个说法:“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代表性的言论是捷克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⑵
    坚持“邓小平理论”的中国政府,从“主权重于人权”的立场出发持反对的态度,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霸权”。⑶俄罗斯与中国政府持相同的态度,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批评“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是损害独立国家的主权。⑷
    现在出现了两个互相反对的命题:“主权重于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孰是孰非?不可能两者都对,倒是可能两者都不对。

    这两个命题虽然互相反对,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是将人权和主权对立起来。一方,因为主权不同于人权而偏爱主权;另一方,因为人权不同于主权而偏爱人权。哈维尔只不过将邓小平的逻辑变通一下,相同的前提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人权与主权的对立,意味着什么?
    从人权与主权对立的共同点出发,人们对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样都可以提出诘难。
    如果承认“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简言之,即国比人重要得多;那么,还可以作出许多类推:国的利益比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国的安全比人的安全重要得多,国的意志比人的意志重要得多,……。类推越多,这个命题所蕴涵的荒谬性的暴露就越充分。国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国是由人组成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和安全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国而存在,国是为人而存在。爱国不是爱人之上的抽象物,也不是爱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而是爱组成国的人;爱国人和爱世人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⑸这不仅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唯物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初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是废话。只有在对照中才能理解它的深刻内涵。就因为有许多理论把非人的东西当作人的最高本质,所以必须将人的最高本质回归到人本身。人的最高本质是国家吗?不是,是民族吗?是阶级吗?都不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只能说阶级性是人的唯一的本质,而且断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命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人的解放是阶级的解放的前提,因而人的本质高于阶级的本质。阶级性、民族性、国家性等等确是人的某些方面的本质,但不是最高本质。强调“国权重于人权”,把“国”置于“人”之上,重于人权的国权只能是超人的统治权。这个命题不是显示国权与人权孰重孰轻的量的区别,而是表明国权压制人权,因而实际上在这种国权之下不会有人权。
    如果承认“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首先是把主权放逐于人权之外,主权与人权无关;其次,人权又容忍非人权的主权存在,只是保持不同的高度而已。一方面,因为主权不合乎人权而作为外部干涉的理由,另一方面,又同意保留不合乎人权的主权。这个命题包含着潜在的自相矛盾。表面上看来它是推崇人权,实际上却是承认主权可以游离在人权之外。同时也可以说,人权是漂浮在现实的国家主权之上,进入了天国。果然,哈维尔对于“人权高于主权”的最後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人是上帝的产物。”⑹他把人的最高本质奉献给了上帝,可见他也并不了解人的最高本质。据此推论,在“人权高于主权”之後或之上,应当还有一个命题,那就是“神权高于人权”。
    对邓小平命题和哈维尔命题的共同诘难,就是他们都将非人的东西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国家,也不是上帝,而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是一个以肯定的形式表达的否定性命题,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否定以非人的东西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究竟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地回答。马克思与德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又从这里继续前进了。如果不是把人的最高本质归之于人本身,一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就失去了合理的出发点。
    假如邓小平和哈维尔论战,他们将如何互相诘难?
    邓小平的理由和江泽民的帮腔都是说,中国近百年遭受侵略的历史证明,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所以主权比人权重要。但哈维尔可以问,有了主权就一定有人权吗?反对外来侵略的结果,维护一种重于人权的主权,对于人民来说,不是摆脱了外国人奴役之後又受本国人奴役吗?所以,必须强调“人权高于主权”。
    哈维尔的理由是人比国家重要,因为国家是人创造的,所以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邓小平也可以问,现实的人都生活于一定的国家之内,离开了国家就谈不上人权,人到高于国家主权的什么地方去享受人权?所以,必须坚持“国权重于人权”。
    他们的互相诘难反而巩固了彼此的共同点:人权与主权的对立。要么选择人权,要么选择主权。为什么不能既要人权又要主权兼而有之?
    在人权与主权对立的条件下,无论强调人权还是主权,理论上的破绽是无法弥补的。出路就在于消除这种对立。
    既然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权就是人的终极关怀,追求人权就是人的最高命题。人权是不可移易的。消除人权与主权的对立,不是人权屈从于主权,而是主权符合于人权。
   二,国家既是权力主体又是人权主体
    讨论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必须理清人、社会、国家、政权、主权五个概念。
    人出于自然。人脱离自然的标志是形成社会。人和社会是同一的起点。国家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和社会的历史已有几百万年,国家的历史才几千年。人和社会共始终,国家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插曲。国家产生之前人和社会就存在;国家消亡了,人和社会还将存在。因此,无论是在时间上、空间上,国家不能限制人和社会的活动,相反,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根据。国家的产生,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中出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运用国家权力的机构是政权,在古代是君权。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提出了主权概念;主权就是国家权力在国与国之间的承认和运用。这样,可以确立一个分析的框架:主权的前提是国家,国家的前提是人。
    16世纪法国古典法学家博丹(J.Bodin,1530-1596)是主权理论的开创者。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侵犯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他的理论的针对性,除了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外,也是反对一国之内封建领主的割据,强调权力的集中,因此受到各国君主的欢迎。国际法创始人荷兰的格劳秀斯(H.Grotius,1583-1645)进一步指出,主权即权力的行使不受另外一种权力的限制;当一国不受别国控制而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时就表现为主权。希腊的城邦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欧洲的中世纪,因没有主权概念,国与国之间互相征战而不以为非,中国的史书称“春秋无义战”。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主权的概念奠定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最初的主权定义,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的君权。17、18世纪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家们,特别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法国的卢梭(J.Rousseau,1712-1778),把古典的君主主权论转变为人民主权论。他们在反对“君权神授”时提出“政权人授”,在反对“主权在君”时提出“主权在民”。根据天然利权⑺论、社会契约论,他们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权力不是天然的,而人所享有的利权——人权是天然的。人们交出自己的利权,才产生权力。主权的实质是人民的意志。主权不是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用来解释历史上国家的产生、政府的建立是牵强附会的,但用来说明近代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合乎理性的。
    中国当代的学术著作关于主权的定义,都是说,主权是一国固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可分为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⑻这种定义没有理清国家、政权、主权的关系,从而为理解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设置了障碍。
    所谓的“对内主权”是一国之内的统治权。“对外主权”不可能行使统治权,如果对外行使统治权是侵犯别国的主权。在这一点上,“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毫无共同之处,不可能结合为一个“主权”概念。“对外主权”具有不可分割的属性。所谓的“对内主权”,对于君主政权来说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民主政权来说不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必须分割,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割和制衡才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体现人民主权。权力的分割是按照权力的不同性质所作的划分,不是彻底分裂,不是像邓小平所说的“美国是三个政府”,分割的权力又是统一的,所以“对外主权”才是不可分割的。所谓的“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具有不同的属性,也不能结合为一个“主权”概念。 上述“主权”定义还保留了古典君主主权论的残迹,把君权(政权)纳入了主权。所谓的“对内主权”实际上是政权。“主权”只能是对外的,是国际法的概念,而不是国内法的概念。政权和主权是同一国家权力有联系有区别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政权和主权存在着差异:可以有政权无主权(殖民地、附属国对内行使权力,对外无主权可言);也可以有主权无政权(一个国家发生革命或内乱,政权被颠覆,但并未丧失国家主权)。政权更迭不等于主权存亡。中国共产党常常以“亡党亡国”为警钟,以为“亡党”即“亡国”。这是党即国家、政权即主权的逻辑推理。“亡党”很有可能,“亡国”一定不会。共产党失去政权,中国不会失去主权。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如果能够放弃一党专权,转向民主,共产党也可以不亡。
    国家是权力主体,对内表现为政权,对外表现为主权。但国家并非只是权力主体,同时也是人权主体。人权和主权对立的根据就在于仅仅将国家作为权力主体。
    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人的一切共同体都应当享有人权,一切共同体的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人权。组成国家的人们是否享有共同的利权?当然是。国家作为一个群体,也是享有人权的主体。而且,由人组成的国家首先是一个人权群体,由利权产生权力,然後运用权力,以公民权的形式保护人权群体中每一个人权个体。如果国家只是权力主体,那么,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然权力论”吗?如果国家不是人权主体,那么,生活在国家这个群体中的人们何以能享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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