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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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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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某些利权的规定是中国的法律体系所缺乏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了迁徙自由的利权。中国的宪法并无此种规定。
    《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第八条规定了罢工权。中国的宪法原有罢工权的规定,但在一九八二年宪法中已被取消。
    《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二十条规定,宣传战争、鼓吹仇恨、煽动歧视、主张暴力,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法律。
    二,某些利权的规定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中国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且不说事实如何,法律上的规定就不充分。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言论自由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持有主张的自由,持有主张不受\简{干}涉的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享有这些自由时,不论国界,不论表达方式,也不论所选择的任何媒体。中国公民获得消息的知情权没有法律上的保障。
    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没有像《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十七条那样同时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简{干}涉。隐私权在中国常常得不到尊重。
    关于财产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指出:“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中国的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与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但对于“单独的财产所有权”却没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虽然宪法规定了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向农民购粮“打白条”,实际是公有财产侵犯私有财产,只能强调落实政策,并不能提供法律保护。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第八条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都规定了公民享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的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承认参加工会的利权,但只能参加唯一的官方的工会,而不能自由地组织工会。
    中国的法律体系对公民的法律地位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仅限于立法。《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将这种平等地位延向了司法,除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外,还规定“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反对无罪推定,这就是否定法庭上的平等。
    三,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也有与人权公约相冲突的。
    《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八条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性劳动”,“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而被拘禁的人或在此种拘禁假释期间的人”不包括在内。中国政府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授权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判而对公民作出强制劳动的决定,是完全违反人权公约的。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取消劳动教养的法规,是完全符合人权公约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利权的规定,在条文上能满足人权公约的大部分内容,但所缺乏的是人权精神。
    法没有法的精神,就像人没有人性,徒具躯壳而没有灵魂。在四个方面的不一致中,这方面的问题最大。宪法中符合人权公约的条文,并没有导致符合人权公约的事实,甚至相反,利权的规定变成对利权的侵犯。
    第一,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并无具体的法律可以执行,为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
    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没有新闻法、出版法来保障这种自由,而且这是政府行为的故意。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就说过: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可见,不搞出版法就是为了对自由出版物可以“一律取缔”。
    第二,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又在具体的法律中被限制、被取消。
    宪法规定了游行、示威的自由,《游行示威法》又加以严格限制,事实上该法颁布以後没有一次游行示威得到批准。故《游行示威法》成了《反游行示威法》。
    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又取消了结社自由。该条例规定,成立社团必须事先登记,得到批准。既然是“事先”,实际上登记时社团还没有成立,凭什么登记?如果成立了社团再去登记,成立过程的活动即被视为非法。而且批准的条件是必须有“挂靠单位”,也就是说只能依附于官方“单位”,还有什么结社自由可言?故《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了《反结社自由条例》。
    第三,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也有相应的具体法律,但就是有法不依,又没有监督和救济的法律。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也规定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任何公民不受逮捕。以往,根据“国务院五十六号文件”,公安机关所执行的行政措施“收容审查”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和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完全是违宪、非法的。现在,经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对,名义上“收容审查”已经取消,但公安机关积习难改,各种变相逮捕和超期羁押依然如故。行政权力特别是警察权力缺乏法律监督,受害者也不能在法律范围内得到救济。
    在中国,按《国际人权宪章》照着干,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才是实现人权的保障。沿着民主的道路改革政治体制,至少要做三件大事:
    第一件,逐步修订、制订宪法和法律,消除上述与《国际人权宪章》的不一致,使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
    第二件,建立独立的宪法监督机构,监督立法活动中的违宪现象。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均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立法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以致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明显违宪而无人监督、无法监督。独立的宪法监督机构应是直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
    第三件,立法、行政、司法之间也需要互相监督,实行分权制衡,制约行政权力特别是警察权力的专横。为此,根本之点是改革政治权力的共产党专权制。
    《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後,供开放签署和加入。根据公约规定,在第三十五份加入书交存秘书长之日的三个月後生效。前者已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生效,後者已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在中国之前,分别在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的国家是一百三十七和一百四十。中国加入两个人权公约已经晚了,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而且加入的程序至今还没有完成,两个人权公约将在全国人大批准以後的三个月才能生效,而《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还有待于签字。中国政府宜急起直追,在世界舞台上走向历史的正确方面。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rights一词,汉语译作“权利”,power一词,汉语译作“权力”,两者发音相同。中国人在观念上常常将“权利”与“权力”混淆,相同的发音也助长了这种混淆。现代汉语应以“利权”表达rights为好。以“利权”与“权力”相对,词义更清皙。“利权”是自身拥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
    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0页。
    ⑵同上,第三卷第125页。
    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⑷同上。
    ⑸《国际人权宪章》(中文版)第5页,联合国出版,纽约。
    ⑹同上,第4页。
    ⑺同上,第11、22页。
    ⑻同上,第26页。
   (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权理事兼执行委员,也是联合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的成员。)
   《争鸣》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
   《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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