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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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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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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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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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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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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中国的良心"却死在美国
   
   二00五年十二月四日上午,林培瑞教授打来电话,说宾雁已经病危。刚去看过他,他说了一句:“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谁知这竟是他的临终遗言。後来睡着了,一直没有醒来,0时25分停止了呼吸。他最後向我们告别的时候,还在瞻望将来。
   
   刘宾雁,作为“中国的良心”,却死在美国。中国抛弃了良心,中国放逐了良心,而且拒绝收回良心。
   
   在中国被称为“自由化分子”的人,因追求自由化反而失去了自由。我们在流亡途中,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走动,就是不能踏上自己国家的土地。宾雁,现在你彻底自由了。你的忠魂可以在中国的上空翱翔,注视那里发生的一切。
   
   宾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改正了,一九八七年又成了“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
   
   宾雁的“右派分子”帽子是毛泽东钦定的,胡耀邦想保他也无可奈何。宾雁的遭遇赢得很多人的同情。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有一个人站起来,以为他要发言,不料他从窗口纵身跳了下去,以死为刘宾雁抗辩。这个人的名字叫戚学义,死后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自杀的不少,但为“右派分子”而自杀的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人。只有宾雁能有如此打动人心的震撼力。
   同命运,更相知
   
   作为“自由化分子”,宾雁和我命运相同。一九七九年,他因发表《人妖之间》成为文艺界的“有争议的人物”,我因发表《谁之罪?》和《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成为理论界的“有争议的人物”。我被邓小平赶出北京,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家去一次。从西郊的北大到东郊的《人民日报》宿舍,相距遥远,我怕麻烦,说:“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讲吧。”他说:“不,你一定要来一趟,我们作一次长谈。”我到那里,坐没多久,一看表已是十二点。他说:“你别着急,我已做好午饭,吃过饭再谈。”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慨和郁闷,他是为了开导我。他说,他当了右派是不幸也是万幸。他本来已进入高干序列,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是晋升官僚阶层,就是成为精神贵族。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在基层滚来滚去,才知道新社会的穷人是怎样生活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多少人受冤受屈,比起他们来,戴个右派帽子就不算什么了。这一切,为他思考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概括地说:“总之,我得到的东西,大大超过我所付出的和失去的东西。”然後鼓励我:“你去南京未尝不是好事,也许你能发现不同于北京的另一个中国。”我的心境平静了,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轻松了许多。
   胡耀邦关怀,但保护不了
   
   我们两人都有幸得到胡耀邦的关怀,但作为总书记也保护不了我们。一九八六年,宾雁到南京来看我。他说,耀邦对我有三条口信,对他也有一条口信。耀邦给我的口信是:“第一,不要告状,告也没用。第二,回到书斋,研究学问。第三,不会忘记你的。”这些话,一点不像总书记的口气,完全是老朋友的劝慰,也是表明耀邦的无奈。对他的口信是:“叫刘宾雁写小说去吧,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宾雁写一篇报告文学只要个把月,但他得罪的地方党委到中央去告状,纠缠一年都完不了。当时就有六七个省委向中央告状,耀邦颇觉为难,故有此语。後来邓小平勒令开除刘宾雁的党籍,老同志在“生活会”上对胡耀邦进行“逼宫”,指责胡耀邦是刘宾雁的“保护伞”。耀邦的优点是善与人同。在这个场合,优点变成缺点。与那些老同志“善与人同”就是作违心的检讨。他把老同志的指责写进了检讨:“一些坏家伙居然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伞,蛊惑人心,毒害青年,制造动乱,使已经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更好地发展,这个后果是严重的。”说过以後,他又后悔了,多次托人带口信给宾雁表示歉意。
   
   一九八七年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就没有人为他跳楼了,而是宾客盈门,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也是"民运的良心"
   
   刘宾雁不但是“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一九九二年我到美国不久,他邀我我到他家住了两天,主要是谈海外民运的现状。他深感无奈和失望,说:“中国人一旦有了自由,贪婪和卑鄙也淋漓尽致地自由发挥出来了。”接着,一九九三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他在大会上发言,含着眼泪说:“我们大家都讲点良心,好不好?”一时也感动了一些人,但良心的呼唤终究不起作用。民联和民阵的联合演变成更严重的分裂,两个组织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合二为三,又多出了一个民联阵。宾雁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民运,题目就是《民运的悲哀》。他说,老有人讲多少特务打入了民运。需要吗?不等特务发挥作用,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
   
   宾雁为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付出不少心血。他是“中国人权”老资格的理事。“中国人权”的问题,他发现得比我们早,但他有点情绪化,谈不拢就不去开会,已有多年不参加理事会了。2004年理事会後,我去看他。这时“中国人权”的问题已经暴露得很明显,我们准备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他兴奋地说:“好极了,无论什么行动都算上我一个。”所以,後来我们的历次提案,他都是提案人之一。
   
   2005年“中国人权”理事会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交谈,他说:“我和你完全一致。”他还给我寄来一份《委托授权书》。我在理事会上散发了《委托授权书》的复印件,表明我的发言是代表刘宾雁和我两个人的意见。但是,多一重身分也没有增加什么发言的力量,我们的提案还是被否决了。我有责任向他作个交待,散会后又去看他。
   
   当时宾雁重病在身,为了不让他过分操心,我说起“中国人权”,三言两语就带过。我总想找点愉快的事情说说,但说不了几句,话题又回到“中国人权”,而且宾雁还要刨根问底。他说,有些人的顽强抵抗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另外一些聪明人对如此黑白分明的事情看不清楚?他想了一想,然后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少的人具有理智和正义的冲突。按照思考能力,他们是富有理智的;按照行为方式,他们是缺乏正义的。”我接着他的话说:“这也可以叫做头脑和良心的矛盾,这些人是有头脑无良心。”
   
   谁知这次见面竟成永诀,年初年尾,阴阳隔绝。当时我见他气色不错,嗓音响亮,暗自高兴。为了保持他留下的最後的美好形象,我不敢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何以不能忘情?
   
   宾雁心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对中国的眷恋。那片土地是他的灾难之邦,为什么还要心向往之?他所不能忘怀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新社会的穷人、受冤受屈的普通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过:“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後的老百姓。我总感到是被人推着走,背後是人山人海。”凡是来自中国的朋友,他都要请到家来长谈,详细询问政情、民情。有时他也打电话来,与我分享信息。有些信息是互相矛盾的,我们不免讨论一番。他感慨道:“我们的亲身体验都用完了,间接得来的信息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观察。”他的强烈的回国的愿望就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观察”,直到最後,他还幻想“哪怕踏一踏那里的土地”。
   
   宾雁的视野宽阔。他掌握日、俄、英三门外语,阅读广泛。搬入新居以後,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领我去参观,最为得意的是那一捆一捆的剪报。他认真研究美、苏、欧,特别关注拉丁美洲问题。研究外国还是为了中国,作为“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为什么特别关注拉丁美洲问题?他认为,有些拉丁美洲国家,不走民主化之路,结果腐败的文官政府被军人专政所代替。这也是中国最危险的选择。他还认为,中国的现状与阿根廷走过的道路很相像。一九八九年,阿根廷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许多做法和中国差不多。九十年代,阿根廷经济高速发展,国际上称之为“阿根廷奇迹”。只不过维持了五年就出现危机。原因是贫富分化,失业严重。阿根廷已经天下大乱,中国为什么还能保持“稳定”?阿根廷有强大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中国有强大的军队,用“压倒一切”来求“稳定”。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根廷——中国的先兆》。有病不治,迟早要发作。中国的危机只是
   拖延时间而已。
   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宾雁为我们留下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宾雁认为,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曾经切断历史。一九四九年以前,以为一切罪恶都是国民党造成的,只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犯了这样的错误,追求一个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社会;结果新社会给予我们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了旧社会。今天,有可能再次切断历史,以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半个多世纪,一切罪恶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只要推翻共产党又是一片光明了。我们怎么能够挥一挥手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一切都错了,从头再来。”错也要找出错的原因来,找不出原因,可能一错再错。
   
   宾雁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苏联、东欧都倒了,为什么在中国不倒?他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壤中有更多的专制的养料。中国共产党不是外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它的成功是因为适应了中国的条件。常常有人用欺骗或阴谋来解释,这种解释至少是肤浅的;就算是欺骗,为什么千百万人在长时期中能够接受欺骗、相信欺骗?还是不能解释。他提出,反对共产党要消除它存在的条件。我问他:“你近年发表的文章自认为哪一篇比较重要?”他说《寻找共产党》。我感到奇怪,共产党不就在那里吗?何必寻找?我把文章找来一看,才知寓有深意焉。宾雁他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中考察的,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早年,热血青年满怀理想,冲过封锁线,奔向解放区,为了革命而“寻找共产党”。掌权後,共产党变了,变成专制腐败的党。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发觉,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共产党,于是要重新“寻找共产党”。下一步,“寻找共产党”是找它算帐了。
   
   宾雁总是立足现实,放眼历史。他的最後一部著作题为《走出千年泥泞》,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变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变的?中国人是怎样变的?共产党因赢得民心而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後来怎样一步一步地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为什么还不倒?可惜这部著作没有写完,成为永恒的遗憾。
   
   宾雁,我希望你安息。我知道你不会安息,你的英灵熠熠生辉,使一些人得到鼓舞,使另一些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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