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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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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前苏联有地下革命运动。地下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激烈地批判现实,号召人民再来一次革命,为此而形成组织,出版刊物。地下刊物(其中《祖国纪事》影响较大)在唤起人民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後来撼动苏联的政治反对派不是从地下革命运动发展而来的。当变革到来的时候,地下革命运动非但没有能力转为地上的群众民主运动,它竟被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件挤到了历史的後台。往日不惜坐牢、流放而英勇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已为人们所遗忘了。
    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公开的“七七宪章运动”。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只有哈维尔(作家)、巴多卡(教授,哲学家)、哈杰克(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三个发言人。他们不是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反对共产党,夺取权力,而是争取人权、公民权,主要的还只是说真话的利权(rights)。所提的诉求不高,同意者签名,自愿加入,人数却越来越多。当变革到来的时候,它完全能够适应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成为引导群众前进的一面旗帜,随着一系列事件的演进而不断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时,他们立即创建“公民论坛”组织。一九九零年,“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哈维尔成为新政权的总统。
    前苏联的地下革命运动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开的争取利权运动,形成一组对照。前者纲领激进而地下活动的形式并未为民主力量的发展找到出路,以至销声匿迹;後者政治色彩淡薄而温和,但公开活动的形式便于在民主化的大潮中推波助澜,终成大业。
    中国有海外民主运动。海外民运不同于前苏联的地下革命运动,具有公开活动的便利条件;又不同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如果能够综合两者的优点,它不失为一支组织严密、纲领正确的队伍;如果继承了两者的缺点,它就成了纲领激进、组织涣散的队伍。海外民运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弊病,那就是远离本土,远离人民。同其他政治势力一样,海外民运没有人民的监督容易堕入黑暗、滋生腐败,或者成为自拉自唱的小集团而自行萎缩。
    中国的海外民运继承了孙中山的传统。但时代不同了,在海外积蓄力量、回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已走不通。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历史有时会重复。如果第一次是庄严的悲剧,第二次就是滑稽的笑剧。机械模仿孙中山,只能是笑剧。海外民运应当从孙中山的传统走向现代运作。

    事实上中国的海外民运并不是统一的运动。人们形容海外民运的两个常用的术语是:“山头林立”,“内斗不断”。大体上有两种倾向:既有因袭旧传统的旧式民主运动,也有开辟新时代的新式民主运动。旧民主运动热衷于建立地下组织,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新民主运动致力于争取人民利权,进行政治改革,改造政权。
    多年来,不少人呼吁民运的“整合”。然而,究竟怎样“整合”?
    既然存在着分野,不同诉求、不同做法的组织和个人“整合”为一个组织是不可能的,勉强为之,顶多是混合。过去多次“整合”已经失败,再来一次也未必会成功。把权力交给一个人去“整合”更是不妥,这种办法不是实践民主,而是制造独裁。魏京生雄心勃勃,自以为有资格统领各路兵马;结果在加拿大成立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山头。反对共产党一党制的人们,自己的理想也是一党制。海外民运中流行的思维方法依然是一个政党、一条路线,甚至还想造就一个领袖。民主政治不是多党制吗?为什么海外民运必须是一党制甚至是一长制?民主力量应当首先垂范,实行多党政治。多党竞争,才能体现民主。反对共产党不民主,并不能以此表明自己的民主。共产党固然是黑箱作业,但至少领导机构的成员、党员的数字还是公开的。某些民运政党,连“贵党有几名党员”都不能问,问了也不给你答复。公开性何在?公开性是中国海外民运较之于前苏联地下革命运动的优点,不幸优点又变成了缺点。在美国这样自由、民主的土地上都不能公开,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政党的“执政诉求”会在中国实行民主?海外民运应当在公开的、平等的多党竞争中追求精神上的趋同和行动上的协作。以任务为中心,各党各派分头去做,在良性竞争中比高低,就能实现联合和配合。
    既然存在着分野,民运团体的“内斗”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必惊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之外有“外斗”,群体之内又免不了“内斗”,这是人类社会的常规。宗教本是主张宽容的。不同的宗教曾经发生过宗教战争,以仁慈的上帝的名义疯狂杀人。在同一教派内部,以“异教徒”的罪名处置本派中的成员也比对付真正的异教徒还要严厉。共产党本是讲阶级感情的。共产党的党内斗争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内斗”不是必定引出消极的後果,问题在于“内斗”是否有规则?能否在“内斗”中不断建立规则?能否按照规则处理善後?美国好就好在,一旦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问题,人们就想到立法。民运的“内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守规矩,可怕的是斗了十几年还没有立法,可怕的是一笔糊涂帐从未清理。缺乏规则,即使一时“整合”了,迟早要散伙。
    总之,海外民运的“整合”应是精神上的联合、行动上的配合,不是组织上的混合、作风上的凑合。
   
   
   《民主论坛》(纽约)199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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