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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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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茉莉
   
   
   
   
   我们流亡西方已经多年,但我们学到了什么?即使是名流聚集、财源亨通的中国人权组织,也没有认真进行过制度建设;即使这个组织里有一些地道的美国专家,也没有引进西方先进的民主法治制度。
   
   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制文化真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病菌,不仅腐蚀原本就缺乏民主意识的中国流亡者,也能传染给参与中国人权事业的西方人?这也是一个需要作出文化心理分析的课题。
   
   在本次采访中,郭罗基先生对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有沉痛而深刻的检讨。只要我们还没有失去自我反省能力,我们或许还有救。不可救药的,是那些倚仗金钱权势拒不改错的人。
   
   
   
   茉莉: 郭先生,上次我们谈到玮琳写给理事会的信,她说:“中国人权”的根本问题是没有严格执行制度,特别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机制。玮琳的话,让你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理事的责任。
   
   郭罗基: 如果说,“中国人权”的根本问题是没有严格执行制度,那么,首先要问,“中国人权”建立了什么制度?于是,2004年2月以后,我从研究“中国人权”的章程开始,来思考“中国人权”的问题。
   
   茉莉: 今天就请你具体谈谈你当时对章程的思考。
   
   郭罗基: 我认为,需要研究章程,健全制度,才能改造“中国人权”。
   
   茉莉: 请你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章程。
   
   郭罗基: “中国人权”先后有三个章程:
    《中国人权章程细则》(1996年7月15日制定)
    《中国人权章程细则》(1996年7月15日制定,1999年11月4日修订)
    《中国人权章程》(2001年)。
   
   茉莉: 这就奇怪了,中国人权组织是1989年成立的,为什么直到1996年才制订第一个章程?
   
   郭罗基: 是的。1996年3月9日的理事会才第一次提出起草“中国人权”的章程。
    理事会的议程上列入:
    11:30—13:00 Organizational Matters(组织建设问题)
    to include:(包括)
    —drafting HRIC's charter(起草“中国人权”章程)
    —nomination of new board members(理事会新成员的任命)
   
   一个半小时内要讨论两项大事,不可能很充分。起草章程只是提出问题而已。这还是由特殊的因素促成的。因为“中国人权”准备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在那里建立一个办公室,为了在香港注册,就需要提供“中国人权”的章程,否则可能还不会提上日程。
   
   茉莉: 原来没有章程,他们是怎么在美国注上册的?
   
   郭罗基: 我一直疑惑不解,没有章程当年在美国是怎么注册的?后来问了李晓蓉,她说,原来还是有章程的,只是不大完备。但她找不到了。既然原来是有章程的,1996年提出的问题应是"修订",理事会议程上列入"起草",也没有人起来更正。
   
   茉莉: 请问1996年的章程是怎么产生的?
   
   郭罗基: 1996年上半年,起草了一个章程。7月初,理事们收到章程草案的英文稿。7月9日,"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执行主任萧强给全体理事发出一信,说:
   
   “自中国人权89年成立以来,由于开始数年都在摸索和建立基础的阶段,经费、人员和项目都不够稳定,所以将起草章程的工作拖延了下来,现在一方面是办公室的运作已经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权将要在香港登记注册分部,法律上也需要有完备的书面文件,因此办公室,执行委员会和去年理事会(有误,应是上述同年3月9日的理事会━郭)指定的章程小组一起反复协商,同时接收法律专家的指导,起草了这份章程。并且希望召开一次理事会的电话会议,正式通过这一章程”,还说“希望能够在7月15日完成这些程序,通过最后的章程”(错别字和文句不通均原文照抄)。事实上电话会议没有开。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权章程细则》,却写上1996年7月15日制定。
   
   连刘青、萧强都不知道原来有个章程,所以有也等于没有。
   
   茉莉: 看来你们在很长的时期里对章程并不太重视。那么,第二个章程是怎么回事?
   
   郭罗基: 1999年1月16日,理事会酝酿增设两位共同主席,因而提出修改章程的建议,成立了由黎安友、谭竞嫦、李晓蓉等五人组成的章程修改小组。章程修改小组于1999年11月4日提出修订稿,交11月5日的理事会讨论。讨论的结果,理事们认为,章程修改小组还需要继续进行工作,应在两个月内完成,提出新的修订稿。虽然章程的修订稿尚未生效,理事会开会之前,9月27日“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执行主任萧强发出文件,以通讯方式选举方励之和伯恩斯坦为共同主席。本次会议就是由他们二位主持的。
   
   茉莉: 哦,原来是为了设共同主席而修改章程。
   
   郭罗基: 直到2001年1月27日的理事会才又一次讨论修改后的章程,更名为《中国人权章程》。第四条“理事会”中的第五项“主席”,增加了“理事会可以决定设立共同主席,两位共同主席分享主席职责和权力,他们均称为‘共同主席’。”而方励之和伯恩斯坦担任共同主席已将近两年。这次理事会的记录虽然写上:Bylaws passed (章程通过),实际上并没有投票表决。
   
   茉莉: 恕我直言,这样做法都不太符合原则。
   
   郭罗基: 严格来说,“中国人权”并没有一部合乎程序——理事会授权起草,理事会讨论、表决、通过的章程。1996年之前,“中国人权”成立之后,在7年的时间里是无法可依。1996年之后,不断地制定、修订章程,但有法不依。
   
   茉莉: 早期工作繁忙,财政拮据,同事之间合作融洽,他们也许顾不上制订制度,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必要性。但后来制订了章程,为什么也不遵守?
   
   郭罗基: 有法不依的主要之点是:三个章程都有同样的规定:“本组织之官员应当于理事会年会中选举产生。官员任期为三年,得连选连任。官员可以辞职或者由理事会免职或者除名。”本组织之官员包括主席(president第三个章程的中文本译作总裁,但文件上和口头上仍称主席)、秘书(secretary)、执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司库(treasurer),以及其他由理事会任命之官员。主要官员“中国人权”主席从未经过选举,更谈不上连选,因而也没有任期的限制。
   
   茉莉: 章程本身是否完善?
   
   郭罗基: 章程本身也有不完备之处。“任期三年”,“连选连任”,没有连任的限制,等于没有任期的限制,岂非成了终身制?
   
   茉莉: 在《中国人权章程》里规定,理事也是由多数有投票权的理事选举产生,任期二年。那么,可否这样视为,你们理事也是不经选举连任的?
   
   郭罗基: 新任的理事都是经过选举的。章程规定:“理事应当经由多数有投票权的理事于年会中票选产生”。但有时也不按章程办。2000年,在年会前以通讯投票方式选举李X为理事。四位有投票权的理事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应当按章程的规定,在年会上进行选举,让他们申述对李X的反对意见。主事者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执行章程的规定,也没有进一步说明理由。四张反对票是少数,李X当选,但这四位是深知其人的。为了表示抗议,有一位理事从此不去开会。
   
    已有的理事,每年选举一半。一半是在奇数年进行,一半是在偶数年进行。“任命委员会”(黎安友为主席)事先徵求本人意见,如本人不同意,不再列入候选名单。有时,除了本人不同意的,其余的自动连任;有时,将全部候选名单在理事会上一揽子投票,当然总是全部当选。理事的选举,虽然不健全,还是有个手续,而官员的连任,什么手续都没有。
   
   茉莉: 一般非政府组织对官员连任有何规定?
   
   郭罗基: 也有一些NGO(非政府组织)的章程规定官员是“连选连任”,但大多是无薪给制。他们的任职为尽义务,实际上很少有人寻求连任,如果有人愿意连任,大家求之不得。因此这类章程上规定“连选连任”,无任期限制,不至于产生弊端。象“中国人权”这样领取高薪的官员,没有任期的限制,就难免滋生腐败。而且,“中国人权”章程的规定是“连选连任” ,实际执行是不选连任。
   
   茉莉: 我们这些从专制中国逃出来的人,对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民主运作比较陌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权组织里有不少外国理事,他们为什么不把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民主管理制度引进来?例如黎安友先生,他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人权组织的创立,功不可没,但他为什么没想到要认真制订制度、严格执行制度?
   
   
   郭罗基: 是啊,“中国人权”的总部虽然设在美国,并没有学到美国的法治精神。理事会中有不少美国理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带来多少美国精神。“中国人权”还批评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人治,其实自己实行的也是人治。首先是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更谈不上严格执行。
   
   茉莉: 现代社会之所以否定人治,是因为人治比较危险,法治更安全。
   
   郭罗基: 人治的结果是决定于由什么人来治。早年,由满怀理想、甘于牺牲的人来治,把“中国人权”治好了;后来,由思想陈旧、贪财恋权的人来治,就把“中国人权”治糟了。
   
   茉莉: 这个教训实在惨重。
   
   郭罗基: 我作为“中国人权”的理事,深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在此之前,还没有仔细研究过章程。我相信,在理事会中可能有人不知道究竟有几个章程,没有仔细看过章程的,恐怕也大有人在。讨论章程时,我仅就显而易见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没有被采纳,没有被采纳也就不再坚持了。前两个章程,都将“成员”的规定区分为“正式成员”和“联系成员”。有点象法国大革命后的宪法将公民区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一样,利权和义务是不平等的。我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
   
   茉莉: 可你们中国人权组织根本不在乎成员,我交了三年会费,除了收到杂志之外,只有刘青给我寄过一次收条,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成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郭罗基: 事实上,"中国人权”为非会员制团体,理事和官员都不是从会员大会中选举产生的。第三个章程作了修改,规定为:“本公司为非成员组织。”但第三个章程有更严重的缺点。在具体条款中提到“理事会在执行本公司宗旨时”应如何,“为了实现本公司的宗旨”应如何,但章程中根本没有载明宗旨。我指出了这一点,没有引起理事会的重视。要求实现宗旨而又没有宗旨的章程,应该说是很滑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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