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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郭罗基作品选编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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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郭罗基先生是不需要茉莉来介绍的。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而被民间学者视为“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
   
    作为晚辈,茉莉当年在国内曾经有两次被郭先生深深感动过,一次是读了他在1979年《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张志新的文章《谁之罪?》,其铮铮骨气、睿智卓识和激越文采令人动容。另一次是1992年,茉莉出狱不久,从“美国之音”里收听到郭先生担任“中国人权”国内理事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这位曾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被共产党打成“右倾”,被华国锋指示“一定要压下去”,被邓小平下令逐出北京,“六四”后被清除出党,出国后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的人,却在他的古稀之年,不得不和其他十几位理事一起,为制止中国人权组织的权力腐败,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内部抗争,最后被迫公开宣布辞职。
   
   
    离开一个自己付出了心血、参与了十几年的人权组织,对郭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为此,茉莉以系列访谈的方式,让郭罗基先生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深入的回顾和反思,以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也给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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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郭先生,我还记得当年出狱后我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你担任中国人权组织国内理事的消息时的激动心情。中国人权组织是中国海外第一个民间人权机构,而你,又是第一个国内理事,在当时参加海外组织是一件需要冒风险的事情,所以我很敬佩你。可否请你谈谈当初你加入这个组织的情况?
   
    郭罗基:我在1992年5月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当时人还在南京。“六四”以后,民主运动分化为三股力量。一部分人逃亡海外,成了海外民运;在国内则有地下民运和合法民运。我主张合法地高举民主的旗帜,进行公开的抗争。1992年初,我提出“共产党违法”的命题,以“共产党违法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上诉、申诉的诉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美国之音和BBC连续广播,一时颇为振奋人心。
   
    茉莉:由于你在国内勇敢地坚持合法抗争,被海外人权组织所注目,他们因此希望你和他们合作,参与他们的事业。
   
    郭罗基:那年5月,“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从纽约打来电话,通知我被增选为理事。但他却说:“郭先生,您根据您的处境来考虑,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我们能理解。”我说:“我早就考虑过了,完全接受,我愿意在国内同你们合作,推进中国的人权事业。”
   
    茉莉:中国政府一直把中国人权组织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你在国内慨然应允出任理事,中国政府对此如何反应?
   
    郭罗基:当时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看中国政府究竟对我如何处置?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中国政府对你当上‘中国人权’理事是什么态度?”我说:“你应当去问中国政府。”果然,有人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了,外交部发言人回答:“无可奉告。”
   
    茉莉:外交部的“无可奉告”意味着什么?
   
    郭罗基:“无可奉告”也就是无可奈何。我觉得这样很好,于是决定上北京,与我的一些自由化朋友商量,又推荐王若水、于浩成担任理事。这样,“中国人权”的三位理事南北呼应,有事就好商量了。
   
    茉莉:太好了,你们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参与进去给中国人权组织增色不少。听说这之后不久,你就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到达美国,有机会直接参与中国人权组织的活动了,请介绍一下你对这个组织的最初印象。
   
    郭罗基:我在1992年11月27日到达纽约。12月3日,第一次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从此每会必到。担任理事13年,我是少数几个参加会议最多的人之一。当时“中国人权”的办公室在42街,是寄人篱下,“人权观察”腾出两个小房间和走廊里的两个小隔子,供“中国人权”免费使用。
   
    茉莉:我可以想象当年条件的艰难。
   
    郭罗基:房间小到什么程度?当时《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对我进行采访,完了我们两人合影,萧强退到门外才能取景。墙壁和墙角也充分利用,有挂的,有架的,满地满桌子都是材料。人来人往,只能擦肩而过。我没有想到,美国竟有这样简陋的办公场所。我们南京大学的任何一个系办公室都比这里强。
   
    茉莉:当时你见到他们那一批最早的拓荒者,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
   
    郭罗基:那里的气氛紧张而热烈。电话铃声此起彼落,接待来访侃侃而谈。虽然人声嘈杂,有人还在埋头写作。一眼看去,人人都在忙碌。往往到了下午两三点,才想起来还没有吃午饭。我去的时候,常常遇到陌生面孔。一问,才知都是义工。一大批义工,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凭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义工?不是金钱,不是舒适的工作条件,而是精神,而是高尚的人权活动。
   
    茉莉:听说他们现在的办公室条件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郭罗基:后来,“中国人权”的办公室搬到帝国大厦33层。起初我以为是我们的事业发展了。不久,又扩大面积,大事装修,刘青和谭竞嫦对装修的设计、用材谈得津津有味,我却觉得不是滋味。2004年1月9日的理事会,第一个节目居然是请大家看装修全过程的录像,刘青和谭竞嫦在一边作讲解,讲得眉飞色舞。
   
    茉莉:这样奢侈的装修花了多少钱?
   
    郭罗基:装修到底花了多少钱?在预算的“办公室搬迁”一栏竟是空白,不得而知。在豪华的办公室里可以眺望外面的自由女神像,但办公室里面没有自由的精神了。钱多了,可以用钱雇人,但已经吸引不了义工了。
   
    茉莉:还是早期那些义务奉献的人们令人怀念。
   
    郭罗基:1992年我来的时候,“中国人权”年收入才十万左右美元。萧强、王渝等人对现状很满意了,认为“中国人权”已经度过艰难时期。因而向我叙述一番“家史”。
   
    茉莉:说这段“家史”总是要提到傅新元和李晓蓉。
   
    郭罗基:1989年3月,傅新元联络一批留学生,酝酿在海外开展人权活动。4月,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匆促上阵,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班,晚上就到42街上班,总是干到深夜才回家。
   
    茉莉:听说最初中国人权组织的人穷得差点吃不上饭?
   
    郭罗基:“中国人权”第一年筹到的经费只有五千美元。接替李晓蓉当执行主任的是萧强。筹款的艰巨任务落在萧强的肩上。由于思想紧张,焦虑过度,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萧强还在情人节到街头卖花,挣点小钱,贴补生活费用。王渝一直在“中国人权”全职工作,不拿一分钱的报酬。非但如此,当萧强没有饭钱的时候,王渝还从家里拿出两千美元给他救急。
   
    茉莉:王渝姐总是这样急人所急。
   
    郭罗基:王渝为人权事业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美国之音的海涛,不知因为什么事对王渝有意见,他打电话给我,问:“你们‘中国人权’的王渝是什么人?”我也不问他有什么意见,只是说:“王渝是什么人?她是只干活不拿钱的人。”海涛马上就说:“那我没有意见了,没有意见了。”他连什么意见都没有说出来。
   
    茉莉:还有一位美国人索菲亚,据说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是早期支撑中国人权组织的骨干。
   
    郭罗基:索菲亚(Sophia Woodman),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又懂中文,完全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她自愿来到“中国人权”,所得的工资按美国的标准是在贫困线上下,而她的丈夫还失业在家。她在“中国人权”负责新闻和研究工作,提出的研究报告以“中国人权”的名义发表或出版,从来不署个人的名字。研究报告大多是英文,向英语世界通报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高水平的研究报告,为“中国人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外界以为,“中国人权”一定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实际上主力军只有苏菲一个人,当然也有别人协助。
   
    茉莉:一想到像索菲亚这样为中国人权事业奉献的美国人,都被后来的权力腐败者逼走,我就很难过,所以,我得用我的采访,把他们的贡献告诉中国读者。
   
    郭罗基:是的,这些“中国人权”创业史上可敬的人物是不应当被人忘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秀工作人员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任安、玮琳、虞平、陈祝怡(Judy Chen)和香港的陈沁等等。但是很遗憾,后来的继承人抛弃了“中国人权”的优良传统。
   
    茉莉:岂止是“抛弃”,我认为是背叛,刘青谭竞嫦们背叛了中国人权组织创建的初衷。
   
    郭罗基:我注意到,茉莉你讲了多次“鹊巢鸠占”,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苦心经营的“鹊巢”,轻而易举地被“鸠占”了。
   
    茉莉: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比喻用得很准确。接着我们还要进一步访谈,告诉读者:中国人权组织这个“鹊巢”,是怎样逐步被“鸠占”的。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郭先生!
   
    200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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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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