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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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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在大波士顿地区纪念“六四”十六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一九九五年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在大波士顿地区纪念“六四”的集会上讲过一次话。
   当时决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还会在同样的集会、就同样的主题再一次讲话。人生有几个十年?为什么十年来老是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政治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岂止是十年?中国的政治还停留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整整十六年了。十六年的光阴就像一条冰河,冻结了历史。
   
    冰河到了解冻的时候了,中国的历史也应当前进了。
   
   
   最近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说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消除现实的不和谐,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是“六四”流血事件冰冻了十六年,“六四”流血事件最根本之点是政府与人民的不和谐。每逢“六四”,出动大批军警、便衣,监控“敏感人物”,管制天安门广场,严密防范,胆战心惊。是不是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如果回避了“六四”流血事件,就是变相的“稳定压倒一切”。什么叫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于是就在稳定中放心地搞腐败。不去消除现实的不和谐,和谐社会又是腐败温床。
   
   
   
   “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国社会种种不和谐所造成的结果,又是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和谐的原因。
   
    造成“六四”流血事件的原因,在种种不和谐中主要是三种不和谐:
   
   
   第一,人民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被政府叫做“动乱”。
   
   社会上出现多种声音,协调平衡,才是和谐。和谐是包容一切,不是压倒一切。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许发一种声音,固然没有不和谐了,但也无所谓和谐。政府压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人民不能发出多种声音,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不和谐。
   
   
    第二,人民反抗镇压,被政府打成“反革命”。
   
   有革命才有反革命。政府以“革命”自居。革谁的命?按照共产党的理论,一九四九年以前,三座大山是革命的对象。推翻了三座大山,还要革命,谁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已经过时了。既然没有革命的对象,只能到人民中去寻找“反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革命,也是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六四”流血事件还是由“革命”逻辑所制造出来的“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不和谐。
   
    第三,人民提出“反腐败、要民主”的政治诉求,被政府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政治问题只能从政治上解决。政治问题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破坏了规则。好像打桥牌,桌子上的牌不能压倒对方,邓小平忽然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张牌来。虽然压倒了对方,很不光彩,丧失了信义。同不讲规则的人怎么打牌?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遵守政治问题从政治上解决的规则。中国政府历来是不守规则的。所谓计划经济,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实际是指令经济。还有,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无非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其他方面,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问题,当然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而政治问题又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是中国社会最恐怖的不和谐。
   
   
   由于“六四”流血事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造成“六四”流血事件的三种主要不和谐至今依然存在。
   
   
   中国的新闻出版只许发一种声音,人民发出的多种声音被政府叫做“杂音”;出现了“杂音”,不是停刊整顿就是禁止发行。对于自由传播信息的互联网,则设置网络警察。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六四”以後制定的《游行示威法》,实际是《反游行示威法》。人民申请的无数次游行,没有一次得到批准。而政府怂恿的反美示威,非但不需要申请,还用大客车把人送到美国大使馆门前去扔石头。最近的反日游行示威,更是鲜明的对照。当政府怂恿反日示威时,游行不需申请;当政府压制反日示威时,游行就要抓人。在中国,新闻出版、游行示威不是表达人民的意志,而是表达政府的意志。
   
   
   现在,“反革命罪”换了名称。一九七九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罗列了“反革命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六四”以後,就是根据这种举世罕见的法律判处了一批所谓的“反革命暴徒”。一九九六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反革命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确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确为颠覆国家政权是有罪的,事实上,如今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与从前判处“反革命罪”完全一样,都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极大的不和谐。
   
   
   中国政府仍然是不守规则的政府,贪污腐败就是各种各样不守规则的行为所导致的综合症。名为市场经济,却不守市场规则。政府操控股市、楼市,盘剥百姓。而文化教育却运用市场规则,变成了盈利事业。最不守规则的还是政治,无视宪法和法律。
   
   
   一九八九年後,围绕“六四”流血事件,人民要求公正解决,政府坚决拒绝改正,这就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症结。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从第二代经第三代到了第四代,当年的责任者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下台。当今的领导人为什么非要继承这一血腥的遗产?“反革命暴乱”已被悄悄地改称“风波”或“事件”,可见并不理直气壮。为什么不彻底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六四”流血事件的发生,就因为脱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六四”流血事件的公正解决,必须遵循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不是共产党作个“平反”的姿态就能了结的。胡锦涛说,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很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请首先在“六四”流血事件上体现出来。
   
   
   中国政府在批评日本政府时提出“以史为鉴”。日本人杀中国人当然要“以史为鉴”,中国人杀中国人更加应当“以史为鉴”。中国政府拒绝向人民道歉,有什么资格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
   
   
   国共两党结下了血海深仇,再加五十六年的隔海对峙,如今可以握手言和。共产党和人民的不和谐为什么不能公正解决?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不能公正处理“六四”流血事件,且不说与人民不能和谐,连自己的内外政策都不能和谐了。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公正处理“六四”流血事件开始!
   
   
   
   《争鸣》2005年7月号

此文于2006年08月0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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