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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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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郭罗基

    我说的是赵紫阳的意义,不是赵紫阳的作用。
    赵紫阳的意义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显示出来的。
    天安门事件爆发了政府和人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也催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文件是改革派的纲领。改革为了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权,还是为了促进共和国的前进发展?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不同的改革派分道扬镳了。不同的出发点引向不同的归宿点。改革为国为民的代表人物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⑴,仅此一语,使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改革为党为我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主张以军队和暴力的镇压解决问题,就此一举,使他成为同一典型环境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宣布戒严,调动军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进军天安门,向手无寸铁的人们一路冲杀,制造流血事件的邓小平,千夫所指,万年遗臭。“民主和法制”的口号并不是赵紫阳最先提出的,但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强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特别是与镇压解决问题的结果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相对照,便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赵紫阳的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发生作用,事後本人还遭囚禁,它的意义在于为前驱指路,为後世垂范。邓小平式的改革派,被历史所证伪了;中国未来真正的改革派,必是赵紫阳式的人物。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使人们理解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所作所为,根本之点,就是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一)
    一九八七年初,在反自由化的喧嚣声中,中共影子元老院废黜了总书记胡耀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他本来抓经济,接任代理总书记後,经济、政治一把抓。赵紫阳突破了邓小平的局限,将中国的改革事业从经济领域切实推向政治领域。
    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赵紫阳如果同样“反自由化不力”,是不是也会下台?他似乎并不以此为念,而是力挽狂澜。他向纠集在反自由化的旗帜下的保守派质问:“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没有人敢回答,那么就由我赵紫阳来作主。反自由化无疾而终。赵紫阳岂止“反自由化不力”,而是一度中断了反自由化。他实际上沿着胡耀邦的同样的方向继续前进,走得更远。
    据鲍彤介绍,赵紫阳主政时期,破了毛泽东以来的许多老规矩,开党中央不讨论法院案件的风气,不以理论是非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⑵这些,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措施。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六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旗帜鲜明,口号响亮。同时,重新发表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认为,制度上的官僚主义同“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而“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他指出,改革领导制度是改革各方面制度的关键,而改革领导制度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⑶在民主派看来,其中的论点还没有引向彻底,但它的价值超过了邓小平本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思想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这篇讲话发表于一九八零年八月。仅仅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的另一篇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腔调完全变了,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此只谈经济改革不谈政治改革。赵紫阳压制了反自由化,又重新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分明显,意在规劝邓小平回到一九八零年八月,重新出发。
    一九八七年十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具有鲜明的推行政治改革的色彩。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改革》特别强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有十多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条:
    一,党政分开。看起来提法上并不新鲜,实质上有所前进。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决定问题迅速,定了就办,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扯皮,这是我们的优势。在保证共产党的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党政分开”,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赵紫阳却认为,被邓小平视为优势的这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改革党政体制是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剥离共产党权力的党政分开是一个起点,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顿,最终必将瓦解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十三大以後,党政分开的实施,首先是逐步撤销政府机构中的党组。
    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新的思路。再加“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的政治透明化,实际上是制约共产党的独断专行、建立全民监督的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必将激活民间社会。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也是喊了很久的一个口号。但法制建设有不同的性质,是以法为工具(rule by law),还是以法为权威(rule of law)?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反自由化,就是把法制当作制约人民的工具。而赵紫阳所说的法制,是另一种:“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与“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相联系的法制,才是制约政府的权威。
    中共十三大的文件体现了赵紫阳的风格,口号上并不惊人,重在事实上开拓进取。
    中共十三大的改革之风,吹开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反改革的头面人物邓力群,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两次选举中落选。这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上难得一见的顺应民意之举。
    开完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党的总书记。在接受自由采访时,一位外国记者问:上任後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⑷赵紫阳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某些思想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弄不清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⑸于是他风尘仆仆到各地考察,大讲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十三大之後的一九八八年,政治体制改革悄然而行,中国处在和平演变的进程之中。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经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舆论阵地。
    我对一九八八年的和平演变,感受比别人更为灵敏、更为深切。
    我被邓小平压在五行山下。贬出京城、发配南京时,给我规定了三条:第一,不准发表文章;第二,不准当领导;第三,不准离开南京。实际上不止三条,比如还有不准接见外宾,甚至也包括某些内宾。陈鼓应在北大哲学系时,来南京要见我。他被告知:“郭罗基不在南京,外出了。”其实,当时他离我的所在地只有三十公尺。但到了一九八八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参赞 Mr.Edmund 居然见到了我,谈的就是和平演变。
    为了反抗邓小平的禁令,我在南京还是用笔名、假名继续发表文章。政论文章是不能写了,因为人家说我写的政论即使用了笔名也能看出是郭罗基写的。我的狐狸尾巴天生就藏不住。只好写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文章。就是这样,用笔名不说,稿末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也是向友人借来的。而且,还得像打游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每发一篇文章就换个笔名,怕被人查出来。到了一九八八年,居然有人来约我写文章了,还可以用真名发表。我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写了一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文章发表以後形势变了,一九八九年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动乱的理论基础”。
    “不准离开南京”的意思主要是不能去北京。一九八八年,我居然去了北京,应邀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在会场上一看,以前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都到齐了,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也来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纪念翌年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干一场,对于进一步的和平演变寄予希望。
    不料,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尚未铺设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夭折。“六四”以後,一变而为江泽民的“反和平演变”。
   (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必须放在历史的联系中考察。
    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历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平演变的连续性出现中断。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历史,偏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政治上出现倒退。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共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从十三大倒退了十年,停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状况。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在客观上,它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它的历史责任则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天安门事件,对抗的双方有不同的定性:以邓小平为首的官方态度认定事件是一次动乱和暴乱;抗议示威的群众认定事件是一场民主运动。事件的进程表明,双方都不理解赵紫阳的意义,没有出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迹象。
    当胡耀邦逝世後的悼念活动转化为抗议示威後,矛头首先对准赵紫阳。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是黑箱,人们并不了解上层的分歧。因为赵紫阳是总书记,应为共产党承担责任,炮打司令部,情有可愿。但赵紫阳在五月三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讲话、五月四日发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代表的谈话之後,表明他不同于为四·二六社论定调的邓小平,也不同于坚持四·二六社论的李鹏等人。虽然当时多数人说他讲得好,至少没有人说不好,但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响应“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共产党顽固派和民主运动激进派,主导形势的发展,互相刺激,互相攀升,共同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
    民主运动对赵紫阳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规道上解决问题”的回答,是从占领广场发展到大规模绝食。
    五月十三日开始的绝食,没有想好退路,把自己处于绝境。结果手段变为目的,绝食成了运动的主题。在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时,有人居然说:“如果有一个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他还说:广场上的原则“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作为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民主的常识。而坚持民主运动似乎就是坚持绝食。
    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停止绝食,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从赵紫阳的五三、五四讲话,到五·一七书面谈话,实际上已否定了四·二六社论。这篇书面谈话完全满足了绝食的两点要求:不是动乱,开展对话。学生们对共产党的让步没有善意的回应。相反,有人说:“我们首先不信任赵紫阳,然後才不信任李鹏、邓小平”,因为“赵紫阳完全是政客”。当天,空前盛大的游行示威中打出一条标语:“邓小平狠心,赵紫阳滑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广场上还广播了一篇《五一七宣言》。宣言中说:“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宣言》并没有接受赵紫阳关于停止绝食的建议,而是欢呼“绝食斗争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宣言》也没有接受赵紫阳关于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座谈对话的建议,而是号召“打倒个人独裁”。邓小平感到无路可退了,第二天上午决定采取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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