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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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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道德互相配合
   
   法律作为确立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是重要的,但也是有局限的。它只能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在社会生活中,合法的、非罪的行为是大量的,还需要其他的行为规范来加以调整。道德就是一种与法律相配合的行为规范。而且,法律无论如何严密,总会有漏洞,只好以道德来防范。
   
   法律和道德作为行为规范都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或鼓励,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法律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利权与义务。道德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善与恶,要求人们去恶行善,疾恶向善。善与恶可以表现在多方面,例如公正与偏私、正义与邪恶、高尚与低贱、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等。研究道德规范的学问叫做伦理学。

   
   法律和道德都是根据一定经济基础的要求,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通的,合乎道德的人必定是守法的公民,违法行为必定是不道德的。但,法律与道德又各有所司,守法的公民不一定都合乎道德,不道德行为也并非都是违法。有的法学家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败坏,超过一定的底线,就会走向违法犯罪。
   
   §§“道德法庭”可以审判“恶法”
   
   法律和道德产生的方式不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而道德是自发形成的。法律的产生是立法者进行活动的结果。道德不是什么人一时制定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逐渐生长的。法律的制定、修订和废止,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道德的变化没有程序可以遵守,只能通过人们对某些规范的提倡或反对来进行。法律的产生可能出错,因为立法者会制定出不当的法律规范,损害公民利益。道德的产生是不会出错的,人们不会形成不当的道德规范,只有违反道德规范。
   
   损害公民利益的法律被称之为“恶法”,这是以道德对法律进行评价。洛克提出“两个法庭”的理论。⑴“外在法庭”是诉讼法庭,“内在法庭”就是“道德法庭”。“道德法庭”可以审判“恶法”。道德对现行的法律具有批判意义,当这种批判为立法者所接受,就会导致现行法律的修订或废止。法律不能改变道德,道德却能改变法律。英国有一句谚语:“一分钱的爱值一块钱的法。”(A penny-weight of love is worth a pound of law)善行比守法更有价值。目前的中国,法制混乱,道德沦丧,问题都很严重,而“道德法庭”的崩溃比起诉讼法庭的腐败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
   
   §§“人言可畏”与“无地自容”
   
   法律和道德存在的方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均不同。法律表现为国家机关颁布的立法性文件,或者是国家认可的习惯、学说,或者是典型的判例。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公开宣告,能够确切地表现法律规范的内容,容易为人所认知。道德存在于传统、习惯、舆论之中,并没有成文的条例,接受道德规范全靠人们自己用心去体验、感悟和概括。
   
   任何行为规范都是一种约束。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来实行约束的,不管人们是否赞同,一律强制服从。道德的约束力在于外部的社会舆论和内心的自身信念,违反道德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自身信念的责备。有一种说法:“人言可畏”。这是说明社会舆论谴责的威力。还有一种说法:“无地自容”。这是因自我责备而见不得人。违反道德会改变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以致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就是无形的压力。社会舆论的约束是他律,自身信念的约束是自律;遵守道德规范,最终必须由他律转化为自律。
   
   §§以道德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
   
   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方式不同。作为行为规范,都要对人们的行为从动机到效果作出调整,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重点不同。法律着重考察人们行为的后果,可以从效果追溯动机。道德着重考察人们行为的动机,通过修正动机来调整行为的后果。因此,道德要求在行为之前培养良好的思想、情操;没有合乎道德的思想、情操,就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礼记》中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古代所说的“礼”包含了一套道德规范。道德可以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而法律只能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法律只是制约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才能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青少年犯罪特别令人痛心,依法论罪已经晚了,重在事前的道德教育。违法行为必定违反道德,但合法行为不一定符合道德。表面上看来是同样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动机,也可能由道德界线区分出善与恶。道德具有深刻的精神力量。
   
   §§法律和道德不能互相侵犯
   
   法律和道德作为行为规范都是社会之必须。法律之所长,往往是道德之所短;道德之所长,往往是法律之所短。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法律和道德也不能互相侵犯或互相代替。国家用法律进行强制的道德教化,会导致公民丧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或者,用法律代替道德,以为只要不违法就行,又会导致降低社会的精神文明。
   
   中国的传统社会往往以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规范来审判定罪。《唐律》中有“不敬”、“不孝”、“不睦”等罪名。历朝历代均不乏以“不忠”、“不孝”行大刑的案例。对这些罪名的判定,主要是根据思想动机,而不是行为后果。以思想动机问罪,没有量刑标准,任由执法者胡判,完全是罪行擅断主义,自古以来制造了不知多少冤案!任何思想动机,即使是不良动机,如果没有产生相应的行为,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因为仅仅是思想,不可能侵犯他人,也不可能危害社会。只有违法的行为,没有违法的思想。凭思想动机判罪,制造思想犯、良心犯,是执法者违法。中国这一不良的传统,在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条件下,更是变本加厉。近几年,法院对一些异议人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是以思想动机入罪,而且是强加于人的思想动机。
   
   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是明目张胆地推行中国的不良传统。道德只能在社会上提倡,不能作为治国的手段。“以德治国”的“德”,必是统治者设定的行为规范,不是社会上流行的道德规范;“以德治国”的“治”,必是强制推行统治者者设定的行为规范,不是自愿遵守道德规范。“以德治国”就是反对法治,维护人治。
   
   
   注:
   
   ⑴《论宗教宽容》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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