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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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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对民主原则的第二个歪曲
   
   民主原则遭到的另一个歪曲是强调服从正确。服从多数变成服从正确,少数可以自命为正确,结果成了多数服从少数。
   

   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刘少奇在论述白区工作中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时说:“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⑴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同了。口头上还在讲民主,其中的内容被悄悄地偷换了。毛泽东经常强调发扬民主是为了集中正确的意见。邓小平也说:“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于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的解释。”⑵毛泽东、邓小平的民主不是将多数人的意见集中起来,而是将“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如果“正确意见”是少数,最终还是会“集中”起来,要求大家服从;如果“不正确的意见”是多数呢?可以不服从,只是“给以适当解释”。这就和当年说的不一样了,共产党不再“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手中无权,强迫多数服从少数也办不到;手中有了权,那就不在乎多数或少数了。
   
   民主是行动的原则,不是思想的原则。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行动上怎样才能合理,并不是思想上怎样才能正确。在采取共同行动时,多数决定是合理的,少数决定是不合理的。多数的意见并非总是正确的,即使不正确,多数决定仍然是合理的;少数的意见未必不正确,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意见正确,少数强加于多数仍然是不合理的。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利权的尊重。任何人有权选择正确的意见,也有权选择不正确的意见;反过来说,即使选择了不正确的意见,有权免于恐惧、不受迫害。民主是由多数人的利权作决定,不是由什么人的智慧作决定。有一位学者承认“多数可能是不明智的,也可能是捣蛋的”,但又说:“在一民主制度中,所谓正确,乃是由多数决定的。”⑶既然多数可能是不明智的,作出的决定怎么会是一定正确的?这就造成思维混乱,把多数是否有权作决定以及所作的决定是否正确混为一谈了。
   
   §§智慧高低和人数多少
   
   思想上怎样才能正确,这是认识论问题。学术上、科学上的是非不能以多数决定来裁决;正确或错误不在于多数或少数,必须经实践的检验才能作出区分。在这方面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往往会颠倒是非。因为学术上、科学上的最新真理总是首先占据个别人、少数人的头脑。整个社会的思想发展也是这样。最初,先进思想不过是少数人的奇谈怪论,社会的进步使得少数人的先进思想变为多数人的普通常识,而更先进的思想又在少数人那里萌发。
   
   多数人的智慧是否一定超过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智慧?不一定。不是说“三个小皮匠,赛过诸葛亮”吗?三个小皮匠的集体智慧肯定能超过三个之中任何一个小皮匠的个体智慧,但不可能超过诸葛亮的智慧;别说三个,即使三千、三万个,别说小皮匠,即使多少个大皮匠、优秀皮匠、先进工作者皮匠,一概不可能。在同一智慧层,多数人可以超过少数人;在不同的智慧层,多数人的低层的智慧不可能超过少数人的高层的智慧。“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发动科学家批判“相对论”,以为人多势众就能超过爱因斯坦,结果非但没有增加智慧,反而走向愚蠢。
   
   多数人的智慧是否一定是全社会的最高智慧?非但不一定而且是一定不。达到高层智慧的只能是个别人、少数人。所以,柏拉图才会提出理想国应当由智慧最高的“哲学王”来为社会作决定。但他忽略了,为社会作决定就不是认识论问题了,智慧并不能转化为权力;而且,一旦“哲学王”握有独断的最高权力,又将丧失超人的最高智慧。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明明是“政治王”,却又自封为“哲学王”。权力更不能转化为智慧。有时个别人、少数人决策会比多数人决策英明,但仅仅是“有时”而已,没有任何保证可以使这种决策长期英明下去;相反,个别人、少数人一旦作出错误决策则无法纠正。民主的错误,民主自身可以纠正;而独裁的错误,独裁自身是不能纠正的,往往用一个新的错误来掩盖老的错误,陷入连锁错误。
   
   一般来说,多数决定在智慧方面只能达到平均水平,说不定是集体的平庸。多数决定不一定产生最好的方案,但可以肯定避免最坏的方案。在智慧方面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都属于少数。在少数之中,一部分是因为低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接受;另一部分是因为高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理解。坚持多数人的智慧一定超过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智慧,就会排斥少数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精英。良好的民主制度是大众和精英的平衡。单由精英决定是不民主;单由大众决定而排斥精英是劣质民主。精英即使持有正确意见,但少数人或个别人无权作出决定;多数人有权作出决定,但不应排斥少数精英。多数和少数与正确和错误,并非等同,不可互相替代。
   
   §§要求服从正确民主不起作用
   
   坚持民主的原则恰恰不是以正确消灭错误,而是容忍错误。托马斯·杰斐逊在就任美国第四任总统时发表的演讲词中说:“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如果我们之中有人想解散这一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我们也不会侵犯他们,作为安全的一种标志,错误是可以允许存在的,只要理智能够自由地抗辩。”⑷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大概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什么“基本原则”了。杰斐逊认为,即使是“基本原则”也是可以反对的;反对“基本原则”是错误的,但又是允许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反对“基本原则”的少数人和赞成“基本原则”的多数人享有同等的利权。当然也不能限制任何人以理智对反对意见自由地抗辩。在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们不许别人反对,至少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因为他们的理智没有能力在自由地抗辩中取胜。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多少中国人的智慧不及200多年前杰斐逊一个人的智慧。
   
   通过表决作出决定,通过投票进行选举,这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铁的民主程序。但在中国一度被废除了。毛泽东认为“协商一致”更民主。为什么?因为在“协商”中可以按“正确的意见”达成“一致”。不需要表决,不需要投票,重大决策和候选名单只要“协商”就行了。“协商”到没有不同意见,一次性鼓掌“通过”;不一致再“协商”,如有少数人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坚持错误。有了不同意见要求服从正确,只能一致不许不一致,没有多数和少数,民主的原则又不起作用了。
   
   民主的原则不起作用,不民主的原则就起作用了。在民主的问题上要求服从正确,可以将少数服从多数颠倒过来,变成多数服从少数。要求服从正确而不是服从多数,这是要求服从“党的领导”的一种论证。党是由少数人组成的。为什么全中国人民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自封为“伟大、光荣、正确”,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正确。反过来说,不正确就不能要求别人服从,因此明明有错也死不认错,担心一认错就得垮台。毛泽东说:“我们决不下罪己诏。”连封建帝王都不如。
   
   §§民主追求的是合理不是正确
   
   为什么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不能以服从正确代替服从多数?民主是政治,政治通过竞争与平衡计较利害得失。常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计较厉害得失,不可能太清高;即使肮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民主的原则是通过调和妥协来实现的。讲究是非对错,是哲学。区分善恶好坏,是伦理。是非对错、善恶好坏必须划清界限,决不能调和妥协。不同的领域不能互相侵犯,不同的范畴不能互相混淆。民主追求的是合理;所谓合理,就是按多数人的意志协调利害得失。合理不等于正确。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工厂里比较普遍地选举“老好人”当车间主任。当时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工人的“素质”差,不能搞选举。“老好人”当选虽然不一定正确但完全合理,因为工人害怕“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所以看中不整人的“老好人”,是为了运用自己的利权保护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老好人”当不了家,搞不好生产,再一次选举往往就选出了大能人。
   
   民主不能保证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归根到底有利于走向正确。在民主的条件下,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必然会为自己找到存在的理由。错误的东西、坏的东西只要它并不违反法律,没有丧失存在的理由,也是不应当任意消灭的。北京镇压法轮功,是以反对思想信仰方面的“歪理邪说”为论据。“歪理邪说”可以批评,但不能剥夺表达自由。如果以反对“错误”、“荒谬”为理由侵犯利权,就是破坏民主的原则;而民主的原则一旦遭到破坏,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的存在也没有保障。强制服从正确,恰恰是走向不正确。民主只能提供平等的机会去进行竞争,让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让好的东西取代坏的东西。所以,实行民主要求相应的宽容精神,根据同样的利权发表不同的意见,都有存在的理由。民主主义者的对话常常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利权。”
   
   §§民主的前提:利权的平等性
   
   实行民主的原则,不仅要肯定利权的普遍性,而且还要肯定利权的平等性。人的能力有大小、才智有高下,但按照民主原则享有的利权没有什么不同。发表正确意见和发表错误意见在利权上是平等的。作出决定时,不是区分正确与错误,而是坚持“一人一票”,不能允许某些大人物因为“一句顶一万句”而“一票顶一万票”。
   
   
   注:
   
   ⑴《刘少奇选集》上卷,第60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页。
   
   ⑶H. Finer, The Road to Reaction (Boston, 1945), p.60.
   转引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307页,三联书店,1997年。
   
   ⑷《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79页,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我的译文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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