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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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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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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一个时新的口号,叫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然后,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宪,列入宪法,以示郑重其事。
   §§注意:法治有限制词
   “依法治国”应是实行法治。但上述口号提出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何谓“社会主义法治”?法治就是法治。法治前面加上限制词,“社会主义法治”成了什么?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事,到了中国,总要加上限制词;一加限制词,好事就变质。现代化是好事。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⑴现代化是一个全称判断,指近代社会全面地化入现代,向着现代化前进是社会的总体运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只是摘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他都不要。现代化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变成“四个现代化”,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失去了很多。“四个现代化”就没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管理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人际关系现代化,等等。⑵市场经济也要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原来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由“看不见的手”指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由看得见的“黑手”来操纵。民主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社会主义民主”的功用就在于反对西方的民主。人权的限制词略有变通,叫做与西方的人权“本质不同”。⑶民主政治、人权理念本来起源于西方,否定民主政治、人权理念的所自由来,怎么能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社会主义还有限制词,又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有没有限制词?没有了。一切都融化在“中国特色”之中。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很多,有好有坏,最明显的一个特色是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没有限制词的、邓小平标榜的“中国特色”,就是专制主义的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难道不是专制的法治吗?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识的深化”。⑷“法制”是法律制度,“法治”是法的统治,各有所指,并非对同一事物不同程度的认识。“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法制,同样,“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与“法治”无一字之差,却有专制与民主之别。“依法治国”的法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如果不区别专制与民主,无论是“一字之差”还是一句之差、一篇之差,认识上“深化”不到哪里去。
   §§人治和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人治与法治都是确立社会的权威,但性质不同。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或一家人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君主、国王、皇帝掌握最高统治权,成为显赫的权威。人的权威还往往假借神的权威。政教合一的国家名义上是神的统治,实际上还是人的统治。
   到了近代民主社会,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权威所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再是人,更不是神,而是法;人的权威也来自法。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消灭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颠覆政权,中国古代就不断上演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一类的故事;或者,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掌握政权,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确立了法的权威,是不可轻易改变的,社会就在稳定中发展,什么军阀割据、宫廷政变、阴谋篡权都不可能发生。不管是谁当总统、首相,不管怎样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中国历史上的人治社会,象汉、唐、明、清这样的盛世王朝,也不过二、三百年。英、美的法治社会,历二、三百年,毫无改朝换代的迹象。
   以人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人治并非没有法,法治也离不开人;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因为法治也离不开人,中国曾经流行一种观点,主张法治和人治相结合。在人治的传统没有改变的条件下标榜结合,不过是法治其外、人治其中。
   §§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
   古代的人治社会中,就有人提倡法治。中国先秦的法家主张“任法而治”、“以法治国”。即使是人治的社会,以法治国多少可以防止统治者治国的主观随意性,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亚里斯多德就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但古代的法治不过与“礼治”、“德治”一样,是可供君主选择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古代的法律主要是刑律。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老百姓。古人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从法,而且王的意志就是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⑸这种法治还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法为君王所生,为臣民所守。王子犯了法,即使依法论处,王可以改变法律,所以实际上不可能“与庶民同罪”。
   近代的法治与古代的法治不同,它是法律至上,不是权力至上;法律经一定的立法程序来源于民意,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意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享有特权、保护特权的法律。美国18世纪的著名政论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⑹“国王便是法律”是专制的法治,“法律便是国王”才是民主的法治。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四人帮”大力推崇古代的法家。时至20世纪,中国竟然以专制的法治与作为世界潮流的民主的法治相对抗。“文化大革命”之后,仍然有人说:“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⑺还是没有区别专制的法治和民主的法治。任何法治都有人的因素,但人和法的关系是不同的。专制的法治是把法当作工具,以人为权威,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民主的法治是以法为权威,一切人服从于法,实行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依法治国”(relying on law to administer the
   nation),从字面上看,可以是“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也可以是“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究竟是什么?就看实际上法起什么作用。
   §§法是工具还是权威?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无法无天的局面发生了转变。法是有了,还要问:法究竟起什么作用?认识上真正需要深化的是:究竟把法当工具还是以法为权威?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以法为权威吗?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怎样“依法治国”?江泽民又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有一本《宪法学》教科书吹嘘道:江泽民的说法“精辟地阐明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⑻“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循环论证,算是什么“科学含义”?说来说去,“依法治国”还是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党的领导”是先于法、高于法的,宪法和法律不过是共产党治国的工具。“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以党治国”。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古代法家的特色;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共产党的党治。具有法家特色的党治,实质还是人治。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法治与以法为权威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1989年天安门示威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僭越国家权力,而且五个人中两个赞成、两个反对,最后由邓小平拍板,个人凌驾在党国之上,作出戒严、开枪的决定,完全暴露了中国的政府行为是共产党的党治,实即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治。
   §§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专制的法治是政治权力在法之上,法是作为当权者的工具用来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在政治权力之上,法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首先是治当权者的,然后才能要求老百姓来服从。
   如果还是把法当作工具,用来对付老百姓,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依法治民。如果以法为权威,在政治权力之上,那么“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官必能依法治民。
   中国政府常常高喊“稳定压倒一切”。民主的法治社会是用不着担心不稳定的;老是担心不稳定,就因为没有民主的法治。稳定是需要的,但不稳定的因素在哪里?就在三千万人的官僚队伍,就在官僚队伍的贪赃枉法、横行不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自问自答:“人民群众违法多还是干部违法多?后者多。受多年封建统治影响,人民不敢违法,干部却敢于作威作福。”⑼这是十多年以前。现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说:如果把当官的个个都抓起来,可能有冤枉的;如果一个间一个抓起来,肯定有漏网的。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势必官逼民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权力机关的腐败,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就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依法治国”当然比无法无天要好,只怕好不了多少,因为不能不问:究竟是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究竟是把法当工具还是以法为权威?最后落实到一点,究竟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注:
   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⑵魏京生于1978年12月5日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刊登在《探索》第1期,1979年1月8日)中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其实,“第五个现代化”只是“四个现代化”的延伸。“民主”为什么被列为“第五个现代化”?是论重要性还是论实现的次序?为什么不是“第一个”或“第二个”?“第六个”是什么?“第七个”又是什么?“第五个现代化”的说法既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也未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积极的推动。共产党说的“四个现代化”,正是阉割了现代化。魏京生说的“五个现代化”,与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是同样的思路,不过用俏皮的方式作了一点补充;而专制的共产党连说俏皮话、作补充都不允许。邓小平的镇压遂使他成名。民主根本不是现代化中的“一个”,在世界史上民主化先于现代化,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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