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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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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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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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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简历


   
   
   
   

   郭罗基,1932年生于中国江苏无锡。
   
   
   
   少年立志当“职业革命家”

   
   20世纪40年代,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郭罗基成为学运领袖。年方十六,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决心一辈子当“职业革命家”。这一年,少年郭罗基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
   
   1949年以後,郭罗基为党政干部,历任无锡市人民政府团委书记、无锡市一级机关团委书记、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党组织书记等职。
   
   
   
   重新选择学者之路

   
   因追求思想自由,郭罗基告别官场,改变初衷,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意欲探究历史之谜。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他不愿将有才华的同学沈元打成“右派分子”,因而被指责为“右倾”,受到批判。
   
   1958年,因学习成绩优异,他提前两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9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他因发表“右倾”言论,又受到批判。
   
   1960年代,郭罗基由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被称作“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
   
   1965年,被惩罚性地下放到农村。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召回。
   
   
   
   文革中进行思想启蒙

   
   “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反对聂元梓,后又反对“军宣队”、“工宣队”。 1975年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在北京大学敢于站出来抵制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周培源)。
   
   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力图进行思想启蒙。1967年6月8日,在五四广场的万人大会上,他在演讲中以批评聂元梓为名,借题发挥,影射毛泽东。他说马克思很欣赏这样的名言:“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他号召跪在地上的“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这是在北大流传的郭罗基的警句。
   
   他长期被诬为“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进行批判斗争、隔离审查、下放劳动。
   
   
   
   “大闹人代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罗基被北大哲学系师生自发推选为“领导小组组长”,取代党总支和革委会的领导,人称“临时政府首脑”。
   
   利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条件,郭罗基与一些活跃分子在北大发动了一场反对党委和市委的民主运动。
   
   1977年,北京市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领导指定的代表以外,郭罗基被北大群众直接提名为代表。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名批评镇压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轰动一时。他和北大的其他一些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开投反对票之风气。吴德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汇报“郭罗基大闹人代会”,华国锋指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为此,人代会违反大会议程,延长五天,“澄清”郭罗基代表的发言,指为“右派言论”。这时,对邓小平来说,反对“凡是”派的就是“好猫”,故赞扬:“郭罗基是好样的!”1
   
   
   
   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

   
   1978年后,郭罗基在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胡耀邦认为,郭罗基等一大批人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李劼在《枭雄与士林》中称之为“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拔了头筹的郭罗基”。2郭罗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启蒙和批判现实的武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接着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主持。郭罗基是会议成员之一。会议期间,由胡耀邦批准,郭罗基在《红旗》杂志1979年第3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最早公开批判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
   
   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慘遭迫害致死的真相被揭露後,1979年6月,郭罗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的铿锵檄文,愤怒声讨“挂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的专制制度”。此文是当时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解放文章之一。
   
   1979年11月,郭罗基又一篇力作《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在《人民日报》问世,引发关于言论自由问题的激辩,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等均上阵,历久不息。
   
   
   
   “马温事件”

   
   1981年8月,郭罗基的《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经胡耀邦修改后,以“马温”的笔名发表于《人民日报》。邓小平批评人民日报“热心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正确的”。中宣部指责人民日报和马温“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马温”的意思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温和派。邓力群却说:“郭罗基想当弼马温,要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听了,心中不悦。朝野汹汹,人称“马温事件”。从此,所有报刊不发表郭罗基的文章。后来郭罗基在南京发表一些不触时政的哲学文章,都是用的化名、假名。
   
   1981年11月,郭罗基被胡乔木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的帽子。
   
   郭罗基身不由己,陷入上层的政争。3
   
   
   
   全家发配南京

   
   教育部下令(1980年1月),将郭罗基从北京大学调往南京大学。按条例,教育部只能调动和任命重点大学的校长。对郭罗基的调动是越部动权。郭罗基在北大群众的支持和北京理论界声援下,进行抵制,调而不动。1982年初,邓小平发话:“我已经说了两年,郭罗基怎么还不去南京?”人们才知道,教育部长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邓力群当权的中宣部和韩天石当权的北大党委,先后对郭罗基批判了半年,施加压力。胡耀邦有意保护郭罗基,他给中组部批示:“郭罗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调离北大”就是不一定调离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在幕后进行紧张的活动,到桥牌桌上进谗言,激怒邓小平,再次发话:“叫郭罗基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1982年8月,郭罗基全家被强行发配到南京。
   
   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力群在中央会议上点名,郭罗基与周扬、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阮铭一起,成为六名全国性的重点批判对象。幸而胡耀邦出面纠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稿了28天,无疾而终。
   
   1986年,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点名郭罗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起诉共产党违法

   
   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郭罗基的研究生是南京市高自联的头头,郭罗基不仅予以指导,而且本人也上街游行。他又从党内的异议分子转变为共产党的反对派,因而被清除出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资格被取消,还不准上课,不准出国。
   
   “八九民运”的活跃分子逃亡出国后,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郭罗基继续高举民主的大旗。他拿起法律武器,起诉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以侵犯公民权利为由,抗议“六四”镇压。在法律文书中确立了“共产党违法”的命题。官司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五万言的《公民上书》。在法庭上虽然未获胜诉,但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反响,为社会主义国家起诉共产党开了先例。4
   
   纽约科学院选他为院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访美。
   
   
   
   长年流亡海外

   
   1992年,郭罗基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先后任访问学者、访问教授、资深研究员。他同时还是中国人权理事。未几,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49人黑名单。十六岁的时候,被国民党政府列入追捕的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放逐的黑名单。
   
   1995年,郭罗基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资深研究员。
   
   郭罗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在海外异议人士中也常常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他对魏京生、王炳章等人都有所批评。
   
   2005年,因反对中国人权的腐败,郭罗基与方励之、刘宾雁等在内部斗争了一年之后,辞去理事职務,退出中国人权。
   
   2007年,以刘晓波为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压制言论自由,侵犯会员权利。郭罗基仗义执言,在会员大会上发表长篇言论,题为《独立中文笔会不是私家花园》。此文在海外异议人士中不胫而走。
   
   但是,王炳章、刘晓波坐牢以后,郭罗基就不再批评,转为维护他们的人权而呼吁。
   
   郭罗基从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后,现居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卡州的奥马哈市。
   
   
   
   社会舆论评价

   
   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Merle Goldman (古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她的著作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在中国播种民主》)中说:“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个年轻的理论家和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发生了交集,他反对肆意逮捕活跃分子和压制非官方刊物的行为,这位理论家就是郭罗基。” “在后毛泽东的时代,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郭罗基也是第一位被视为支持胡耀邦的知识分子。他宣称,‘解放思想’就是要解除毛泽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曲解。”“郭罗基在解放思想领域里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于1979年11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在该文中,郭罗基批评了在后毛泽东时代自由讨论只限定在学术领域内,而不许在政治问题上自由讨论的党的政策。”5
   
   胡楠在《启蒙先驱郭罗基》一文中说:“作为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他的名字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澳大利亚和远东名人录》、《卓越人物传》。但是,自从1981年‘马温事件’之后,他便慢慢销声匿迹了,似乎已从哲学界,理论界中逐渐淡出。1986年上海出版的《社会报》突然刊出一篇对他的长篇专访,我初以为这是他复出的信号,殊不知《社会报》因此遭受批判,几个月后被迫停刊。海外偶尔有一些关于他的零散消息,不少是道听途说。然而,当你寻找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发展的轨迹,你不可能忽视他的名字——郭罗基。”6
   
   著名记者陆铿说:“郭罗基是中国大陆70年代末期站出来的民主斗士之一,1979年北京理论务虚会上他就是一位反保守的战将。1981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表示拥护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对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获得与会者不少人的赞同,于是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并因发表了《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被邓小平点名赶出北京。”“1986年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讲话将郭和魏京生并提,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同年12月23日,郭就反自由化问题向中共中央申诉,12月30日邓小平对胡耀邦等作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的谈话,对郭的申诉也有所反应:‘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法社会主义行动,可以保留。’邓的这个谈话,作为[1987]一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广为传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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