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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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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有限制词
   
    中共十五大提出一个时新的口号,叫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然後,建议全国人大修宪,载入宪法,以示郑重其事。
    法治就是法治。法治前面加上限制词,“社会主义法治”成了什么?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事,到了中国,总要加上限制词;一加限制词,好事就变了质。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⑴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地化入现代,向着现代化前进是社会的总体运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只是摘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他都不要。现代化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变成四个现代化,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失去了很多。四个现代化就没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管理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人际关系现代化等等。⑵市场经济也要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原来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出现了看得见的“黑手”。民主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社会主义民主”的功用就在于反对西方的民主。人权的限制词略有变通,叫做与西方的人权“本质不同”。⑶民主政治、人权理念本来起源于西方,否定民主、人权的所自由来怎能叫民主、人权?社会主义还有限制词,又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有没有限制词?没有了。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没有限制词的、赤裸裸的“中国特色”,就是专制主义的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就是非法治。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识的深化”。⑷“法制”是法律制度,“法治”是法的统治,各有所指,并非对同一事物不同程度的认识。“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法制,同样,“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与“法治”无一字之差,却有专制与民主之别。“依法治国”的法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如果不区别专制与民主,无论是“一字之差”还是一句之差、一篇之差,认识上“深化”不到哪里去。

   
    人治和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人治与法治都是确立国家的权威,但性质不同。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君主、国王、皇帝掌握最高统治权,成为显赫的权威。人的权威还往往假借神的权威。到了近代民主社会,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权威所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再是人,更不是神,而是法;人的权威也来自法。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消灭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颠覆政权,中国古代就不断上演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或者,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确立了法的权威,是不可轻易改变的,社会就在稳定中发展,什么军阀割据、宫廷政变、阴谋篡权都不可能发生。不管是谁当总统、首相,不管怎样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人治并非没有法,法治也离不开人;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
   
    古代的人治社会中,就有人提倡法治,中国先秦的法家主张“任法而治”、“以法治国”。即使是人治的社会,以法治国多少可以防止统治者治国的主观随意性,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亚里斯多德就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但古代的法治不过是君主治国的一种方式。中国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老百姓。古人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从法,而且王的意志就是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⑸这种法治还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法为君王所生,为臣民所守。王子犯了法,即使依法论处,王可以改变法律,所以实际上不可能“与庶民同罪”。近代的法治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具有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特权。美国十八世纪的著名政论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⑹前一种法治是专制的法治,後一种法治才是民主的法治。有一种说法:“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⑺这就没有区别专制的法治和民主的法治。任何法治都有人的因素,但人和法的关系是不同的。专制的法治是把法当作工具,以人为权威,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民主的法治是以法为权威,一切人服从于法,实行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
   
    法律是工具还是权威?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局面,发生了转变。法律是有了,还要问:法律究竟起什么作用?中共领导人将“法制”改为“法治”,自以为“一字之差”认识就有了“深化”。其实,认识上真正需要深化的是,究竟实行民主的法治还是专制的法治?究竟是转到以法律为权威还是继续把法律当工具?
    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怎样“依法治国”?江泽民又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循环论证。说来说去,“依法治国”还是共产党的特权,“党的领导”是先于法律、高于法律的,宪法和法律不过是共产党治国的工具。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古代法家的特色;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共产党的党治。具有法家特色的党治,实质还是人治。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法治与以法为权威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示威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中两个赞成、两个反对,最後由邓小平“拍板”。个人凌驾在国家权力机关之上,作出戒严、开枪的决定,完全暴露了中国的政府行为是共产党的党治,党治实即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治。
   
    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专制的法治是政治权力在法之上,法是当权者用来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在政治权力之上,法首先是治当权者的,然後才能要求老百姓来服从。
    如果还是把法律当作工具,用来对付老百姓,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依法治民。如果以法律为权威,在政治权力之上,那么“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官必能依法治民。
    中国政府常常高喊“稳定压倒一切”。法治社会是用不着担心不稳定的;老是担心不稳定,就因为没有法治。稳定是需要的,但不稳定的因素在哪里?就在三千万人的官僚队伍,就在官僚队伍的贪赃枉法、横行不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自问自答:“人民群众违法多还是干部违法多?後者多。受多年封建统治影响,人民不敢违法,干部却敢于作威作福。”⑻这是十多年以前。现在大陆的老百姓说:如果把当官的个个都抓起来,可能有冤枉的;如果一个间一个抓起来,肯定有漏网的。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势必官逼民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权力机关的腐败,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就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依法治国”当然比无法无天要好,只怕好不了多少,因为不能不问,究竟是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究竟把法律当工具还是以法律为权威?最後落实到一点,究竟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注:
    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⑵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不过只是四个现代化的延伸。共产党说的四个现代化,正是阉割了现代化。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同样的思路。民主化为什么是第五个现代化?为什么不是第一个或第二个?第六个是什么?第七个又是什么?应当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提法,而不是加以补充。
    ⑶同⑴,第125页。
    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阔步前进》,《人民日报》1997年9月19日。
    ⑸《管子·任法》。
    ⑹《潘恩选集》,第86页。
    ⑺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8页,三联书店,1985年。
    ⑻《宪政论丛》,第92页,群众出版社,1986年。
   
   
   《争鸣》(香港)2002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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