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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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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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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党专权

    在中国,考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条条道路通党权——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改革开放以来,一切皆变,连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都变了,唯有一党专权不变。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措施无不触动权力结构的太上党权,因为共产党绝不放弃一党专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按兵不动。结果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脱节,经济增长与政治腐败并存。
    一党专权的正式名称叫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李鹏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写入宪法的。”(《李鹏接受<中国人大>记者专访》,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1999年)一般人也受了蛊惑,以为宪法真是一党专权的护身符;肯定者强调“党的领导”有宪法根据,否定者又认为反对一党专权必须推翻宪法。其实,“党的领导”虽写入宪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且看宪法是怎么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有一段冗长的话,计243个字,只有两句。一句是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过去式。还有一句是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将来式。没有一种法律文件是用过去式和将来式写出来的。过去式和将来式的法律条文是无法执行的,也无所谓遵守或违反。因此,写入宪法序言的“党的领导”不过是一种叙述,不是法律条文。从宪法的法律条文所作的明确规定来看,一党专权恰恰是违宪的。
    什么是“党的领导”?李鹏说:“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同上)。“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包揽了一切,据说只是“主要”的;还有什么非主要的空间党可以不领导的吗?没有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李鹏把“党的领导”扩张到“思想的、组织的领导”,违反了党的规定。特别不通的是组织领导。如果“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是组织领导,那么,党就成了国家和人民的上级。上级和下级是以权力大小来区分的,共产党对国家的组织领导表明党权高于国权。可是共产党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头上的政党。道理上说不通,事实上却行得通。共产党就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上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党中央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地方党委是地方的权力中心。一声令下,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畅行无阻。说起来,还得宣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李鹏这个笨蛋把共产党只能做不能说的隐私泄露了出来。这样,从做的到说的都违反了现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不是属于政党,党权高于国权的一党专权是政党窃国,属于违宪。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却说:“人大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大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同上)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上的领导,还是它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说,不服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行使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何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共产党自有它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也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党就可以代表人民作决定,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党来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被代表的人民对共产党屡行过委托授权的手续吗?没有。人民不要共产党来代表行不行?不行。这种“代表”完全是强加于人民的。经过委托授权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还要服从强加于人民的代表。“党的领导”完全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又是严重违宪。但是,如果回到1975年宪法倒是并不违宪。1975年宪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不合逻辑,但合乎事实,中国的事实就是没有逻辑的。1975年宪法不顾逻辑矛盾按照事实编写宪法条文,不失为一种诚实;以後的两部宪法改变了词句却不改变事实,只能说是虚伪了。1975年宪法的规定如果是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修改?可见是见不得人的。宪法上作了修改,为什么事实上不改?可见又是假作正经。不管怎么说,既然现行宪法写上了冠冕堂皇的词句,人们就有理由要求它兑现。按照现行宪法,共产党窃国篡权,是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的论证是:“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这种说法倒是符合实际的。共产党掌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决定了垄断政权的现实。这无非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翻版。现代的革命不是将夺取国家权力作为胜利品占为己有,而是把它回归社会所有。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不需要人民同意,不需要人民授权,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不论共产党怎样犯错误,不论共产党怎样搞腐败,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来掌权?至今没有讲出道理来,正待哪位官方理论家去填补这项国际水平的空白。李鹏又自作聪明了。他在讲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之後,紧接着说:“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同上)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别的共产党领导人避之未恐不及的问题,却被李鹏捅了出来。“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吗?李鹏提醒了人民,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究竟作了什么样的选择?人民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了“党的领导”?是举手还是投票?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没有自己的“喉舌”,从何发表选择的意见?事实是人民如果不选择“党的领导”,文明的手段是打成“右派分子”,要不然就出动军队和坦克。人民连选择的利权都没有。即使作了选择,不是还可以重新选择吗?李鹏说,对“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对一个腐败透顶的共产党都“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人民还有什么选择和重新选择的余地?
    人民对“党的领导”选择和不选择都一样,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人民的选择。一党专权的根据是军事暴力。共产党的权力论是由三句话构成的严密体系:“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中国共产党发动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是排斥法律的,所以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就不讲法治。靠“党指挥枪”夺取政权,还是靠“党指挥枪”来掌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党用枪夺来的,也就被视为党所有。毛泽东把国家权力说成“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2页),而不是社会的公器。共产党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因此而惴惴不安,患上一种夺权过敏症。人民表达意志的批评监督、请愿示威,甚至连老头、老太太练练法轮功,都被看作觊觎权力,动不动就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这是共产党侵犯人权、压制民主、破坏法治的根本原因。
    一党专权已是年深日久。为了稳步地实现转型,取消一党专权不妨分两步走。
    第一步,按照中共自己的正式宣示,将“党的领导”规范为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从而实行党政分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就各位。共产党转变为严格的政党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
    第二步,由宪法规定在政党竞争中争取领导权。任何政党不能自封为领导,永远当领导。共产党应当在与其他党派平等竞争中争取领导权。如果共产党能放弃特权,参与竞争,不但中国的民主有了希望,共产党自身也得救了。政党竞争是共产党消除腐败的洗涤剂。
    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必须从取消一党专权开始,由此前进,才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宪法权威,通向宪政目标。
   
   《民主论坛》(纽约)2001年3月25、27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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