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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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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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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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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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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正义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而且必须强制执行。人们为什么能接受?因为它体现了正义,至少可以说,希望它体现正义。中国古代的“法”字,左边从水,意为“平之如水”,右边是一种神兽的名字加去,意为“触不直者去之”;合在一起就是公平正直。在有些民族的语言中,法律、司法、正义干脆就是一个词。英文的justice,既是正义又是司法。俄文的право,既是法律又是正义。这就是法律的权威的两个来源,一是国家强制力量,一是社会正义理念。
    古希腊时代,人们认为奴隶占有制度是正义的。连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极力鼓吹奴隶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在现代,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指出他们的错误,把人不当人是非正义的。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对正义就有不同的回答。可见,没有“永恒正义”。在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的社会中,也没有“普遍正义”。梁山泊的好汉们扯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自认为是正义的;宋朝的朝廷却讨伐他们的“犯上作乱”,认为是非正义的。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对正义也有不同的回答。正义是可变的、相对的,但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一个时代总有某种公平、合理的观念来指导和评价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社会正义。虽然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抱有不同的正义观念,也一定有全社会流行的正义观念,因为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既有不同利益也有共同利益。全社会流行的正义观念是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的,也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归根到底,正义观念是由体现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近代以来,实现社会正义是维护人权的要求,必须坚持两个原则。首先是平等原则,每个人平等地享有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违反平等原则享有任何特权是非正义的。如果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某种不平等,用平等的原则来对待不平等,结果还是不平等;只有用不平等来对待不平等,才能达到平等,从而以正义矫正非正义。因此,实现社会正义还需要第二个原则,那就是差等原则。对于社会上受损的利益集团、弱势人群、处在不利地位的人们,应当提供更多的机会。美国有一个“平权法案”,规定对某些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在申请大学入学时,黑人学生可以比白人学生以较低的标准录取。录取标准是差等的。但这个法案的名称却是“平权”,它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以差等实现平等。差等原则的根据是人权上的平等,因此差等原则是以平等原则为前提的,离开了平等的差等就是制造不平等,又成了特权。
    社会正义可以区分为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实质正义是指社会制度和法律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制度的操作和法律的执行方面的正义。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和法律,并不能保证操作和执行一定是公平、合理的;反之,在操作和执行方面虽然公平、合理,制度和法律本身却不一定是公平、合理的。观察和改革社会的非正义,必须弄清楚毛病是出在制度和法律本身,还是出在制度的操作和法律的执行?或两者兼而有之?
    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在法律方面的体现,就是立法中的正义和司法中的正义。

    以社会正义作为立法动机并导致立法行为,法律的创制才能出现符合社会正义的效果。如果事实上出现了“恶法”,追溯其动机,必定是离开了社会正义。中国关于“劳动教养”的法规就是“恶法”,它授权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判而对公民作出强制劳动的决定,完全是违反人权公约的。《公民利权和政治利权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任何人不应该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劳动教养”的法规造成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社会正义的呼声要求予以废除。中国的立法者无动于衷,就因为与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上的迷误相联系,立法动机中存在着非正义性。
    司法中的正义也可以叫做“诉讼正义”,即根据有效的法律公正、合理地解决冲突和纠纷。法律本身符合社会正义,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出来,只有法律的执行同样也符合社会正义才能见效。中国的刑法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一个进步。但改变了法律没有改变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司法机关还是像惩治“反革命罪”一样来审定“危害国家安全罪”,继续在制造冤案。为了实施执行法律的社会正义,还需要一系列的措施,诸如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无罪推定、法庭辩论、证据规则以及回避制度、辩护制度、上诉申诉制度等等。
    法律体现了社会正义,但并不等同于社会正义。社会正义不可能全部被包含于法律之中;而法律也不是以社会正义为唯一内容。法律固定了一定的社会正义,成为行为规范,就是长期稳定的。社会正义是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变动的,新的社会正义观念和陈旧的法律必然发生矛盾,要求对它修改或废除。法律也可能并不体现社会正义,那就是“恶法”;虽说“恶法亦法”,它是没有存在根据的法。正因为法律体现了社会正义而又不等同于社会正义,法律的命运决定于社会正义对它的评判。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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