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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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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在世界人权大会期间的声明
·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归来
·魏京生案结束了吗?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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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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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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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经济

    法律是确立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所确立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发生在经济领域。归根到底,法律是为经济所决定,又要为经济服务。
    社会是以人与人的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虽然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
    无论是个体的人或是群体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切的利益都来自物质生产。在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一定的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物质关系。为了维护物质生产中的利益,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又有意识地形成意志关系、思想关系。物质关系就是经济结构。意志关系、思想关系表现为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等。经济结构是基础,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耸立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比喻,比喻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另外也可以作这样的比喻,经济结构是骨骼,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血肉,两者的结合就社会有机体。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更就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一般来说,上层建筑总是极力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也会推动旧的经济基础瓦解、促进新的经济基础诞生。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类型的法律建立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奴隶占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生产者奴隶的人身,社会上流行的观念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法律就规定奴隶是可以买卖的“物品”。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民与牛马同栏”,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圈起来,完全是合法的。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依据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所以封建制度的法律的特征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等级特权制。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土是属于王的,国土上所有的人民都是王的臣民。法律规定,对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对人民的统治权。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自由的劳动力,可供雇佣。资本主义的交换需要在市场上确立买卖双方的平等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法律是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但也仅仅是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不是事实上的自由和平等;作为公民是自由和平等的,作为人还不是自由和平等的。经济基础是发展变化的,法律也要适应经济基础而发展变化。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特别发达,相应地知识产权法就成为新兴的法律部门。

    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是说明它的产生;法律产生以後起什么作用,又是另一个问题。法律必然会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但不同的法律具有不同的反作用。正确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法律总是积极地关心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1787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都对破坏封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任性,或者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所制定的法律不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那么,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就是消极的。
    法律是人们制定的,但不能任意制定。只有正确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法律,才具有权威。正确地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就是恰当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是立法活动的出发点。法律不能任意地创造利益,但可以调整利益,所谓调整就是对人们的现存利益限制某些方面或发展某些方面。合理地调整利益的法律,当然会使得人们乐意遵守。
    在中国,有一种怪现象,叫做“执行难”,法院判决的案子无法执行。1999年上半年,全国未能执行的经济案件达85万件,涉及的金额竟有2590亿。造成“执行难”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律不能调整利益关系。中国的立法者常常从抽象的人民利益出发,认为人民利益总是一致的,不去研究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上的分歧。中国和美国的立法活动很不相同。中国是立法很容易,执法很困难;美国是立法很困难,执法很容易。美国的立法是旷日持久的。先是公布草案,然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到国会去游说,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员展开辩论,新闻媒体公开报道,人民广泛发表意见,有时还要作民意测验,最後才能决定通过或不通过。如果法律能通过,那是因为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得到协调,因此执法就比较容易。中国的立法是首长立法、专家立法,只是在小范围内起草、讨论,有时鼓鼓掌就通过了。立法的过程,人民无法参与;立法的结果,社会不予关心。立法所没有解决的矛盾,在执法中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所以才会有“执行难”。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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