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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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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中国政府已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但还没有批准生效。将中国公民享有的利权和国际人权公约相对照,法律上、事实上都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不一致有四个方面:
    一,人权公约规定的某些利权是中国的法律所缺乏的。
    人权公约规定的迁徙自由权、罢工权,中国原有的宪法曾有这些规定,但在现行宪法中都被取消了。
    人权公约规定,宣传战争、鼓吹仇恨、煽动歧视、主张暴力,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法律。
    二,人权公约规定的某些利权在中国的法律中是不充分的。

    关于言论自由,中国的法律规定就不充分。根据人权公约的规定,言论自由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持有主张的自由,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的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享有这些自由时,不论国界,不论表达方式,也不论所选择的媒体。中国公民获得消息的知情权没有法律上的保障。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经常受到官方的干扰。法律上不完善,事实上更糟糕。中国公民批评政府的言论在国内得不到发表,在国外发表就被认为犯了颠覆政权罪。
    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但没有像人权公约那样同时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隐私权在中国常常得不到尊重。
    关于财产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指出:“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中国的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与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但对于“单独的财产所有权”却没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国家向农民购粮“打白条”,实际是公有财产侵犯私有财产,只能强调落实政策,不能提供法律保护。
    两个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公民享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的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承认参加工会的利权,但只能参加唯一的官方的工会,而不能自由地组织工会。
    中国的法律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仅限于立法。人权公约将这种平等地位延向了司法,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反对无罪推定,这就是否定法庭上的平等。
    三,中国的法律中还有与人权公约相冲突的。
    人权公约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性劳动”,“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而被拘禁的人或在此种拘禁假释期间的人”不包括在内。中国政府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授权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判而对公民作出强制劳动的决定,是完全违反人权公约的。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取消劳动教养的法规,是完全符合人权公约的。
    四,中国宪法关于公民利权的规定,在条文上能满足人权公约的大部分内容,但所缺乏的是人权精神。
    在四个方面的不一致中,这方面的问题最大。宪法中符合人权公约的条文,并没有导致符合人权的事实,甚至相反,变成对利权的侵犯。
    第一,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并无具体的法律可以执行,为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
    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没有新闻法、出版法来保障这种自由,而且这是政府行为的故意。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就说过: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可见,不搞出版法就是为了对自由出版物可以“一律取缔”。
    第二,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又在具体的法律中被限制和取消。
    宪法规定了游行示威的自由,《游行示威法》又加以严格限制,事实上该法颁布以後没有一次游行示威得到批准。《游行示威法》成了《反游行示威法》。
    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却规定,成立社团必须事先登记,得到批准。既然是“事先”,实际上登记时社团还没有成立,凭什么登记?如果成立了社团再去登记,成立过程的活动即被视为非法。而且批准的条件是必须有“挂靠单位”,也就是说只能依附于官方“单位”,还有什么结社自由可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了《反结社自由条例》。
    第三,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也有相应的具体法律,但就是有法不依,又没有监督和救济的法律。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也规定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任何公民不受逮捕。以往,根据“国务院五十六号文件”,公安机关所执行的“收容审查”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和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完全是违宪、非法的。现在,经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对,名义上“收容审查”已经取消,但公安机关积习难改,各种变相逮捕和超期羁押依然如故。行政权力特别是警察权力缺乏法律监督,受害者也不能在法律范围内得到救济。
    全国人大在讨论批准两个人权公约时,必须认真对待上述四个方面的不一致,使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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