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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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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
    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
   
   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样变?变的结果又怎样?

    东欧和苏联的变革是被动的、无序的,付出了混乱、休克、流血的代价,暂时还看不到希望。中国应当进行主动的、有序的变革。中国如果乱起来,一发不可收拾。邓小平讲的这一点是对的: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对“文化大革命”还可以有所制约,如果再一次发生内乱,谁也无法使它停下来。“文化大革命”搞成武化大内战,有了上一次的演习,下一次必将有过之无不及。
    政府和人民都希望稳定,但稳定又是为了什么?1976年,镇压了“四五”民主运动之后,毛泽东放心地说:“天下已定。”结果只定了不到一年。现在这种靠“六四”事件镇压的余威维持的稳定,是否真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稳定还有什么意思?一切都被压倒了,一切都将起来反抗。稳定是需要的,但不是目的,还有比稳定更重要的东西。被称作机会主义者的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现在这个公式稍有变通:“稳定压倒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其实,也不是没有目的,只是不便明说。如果是为了崇高的目的,稳定应当宽容一切、包融一切、孕育一切,而不是压倒一切。1979年以后,邓小平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压出稳定来。压下去,又冒出来;有作用,必有反作用。假如不是用力学对抗的办法,而是用化学合成的办法,经营10多年,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陈旧笔法的局限性。
    之所以需要稳定,是为了进行有序的变革。政府和人民,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在稳定中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佳道路。
    追求民主化的目的,向往现代化的未来,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也是党和政府的宣言。中国社会的变革道路必须和民主化、现代化相适应。
    历来流行一种思维方式,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声称为了革命,杀错了人也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革命可以打、砸、抢,为了革命可以作伪证。手段否定了目的,还有什么正当可言?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就有这种致命的弱点。用专制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岂非南辕北辙?以陈旧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何异风牛马?
    总结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教训,产生了两句口号:
    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
    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
    从10多年前的西单“民主墙”开始,人民的民主运动绵亘不断。新的历史时期的民主运动,与“五四”时期、抗日时期不同,民主不再附丽于民族救亡,而是萌发于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需要。民主只能由人民自己来争取,不能寄希望于新老救世主。多少人为此而奋斗,不惜蒙受冤屈、陷于贫困、遭牢狱之苦、乃至流血牺牲;新一代的民主战士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战斗精神,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正剧。但是,民运人士也应当反思;主要的缺点就在于还没有学会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还没有转到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
    民运人士还是习惯于用大轰大嗡的手段争取民主。大轰大嗡得来的民主,只能在大轰大嗡中运用,而社会生活不可能总是大轰大嗡,因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用不上。在大轰大嗡中争民主,事实上只是表现出激烈地反对不民主,不可能提高自身的民主素质。八九民运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在反对政府的不民主的同时,自己也不能按民主的程序协调内部的关系。民主社会的到来,必须经历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且全社会必须受到民主的训练。民主运动不可能爆发出一个民主社会来,只能加快民主的训练,推进民主社会到来的过程。因此,实现民主化的现实道路是:利用现有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民主的不断扩大,从量变到质变,终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
    大轰大嗡地争民主遇到了挫折,又往往转入秘密活动,成立地下组织。这些民运人士,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时是一事无成即身陷囹圄。除了表现出富有浪漫色彩的献身精神,丝毫不能触动现实。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我年轻的时候也热衷于此,还受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训练,并非不知道怎样干。我认为,这是过时的斗争方式了。地下活动,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超过当年共产党的历史水平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因为枪杆子里面没有出民主,以至今日还要有人起来争民主。如果走共产党的老路,不过是进入新的一轮循环。秘密活动和地下组织是缺乏集会结社自由的产物,又是以默认集会结社不自由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恰恰是民主运动需要消除的对象。民主运动应当合法地、公开地争取集会结社自由,改变集会结社不自由,而不是去迁就集会结社不自由。
    对于人民来说,通过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途径,提出愿望,采取行动,是成熟的表现。
    对于政府来说,要允许和鼓励人民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不要官逼民反。
    在中国,政治的特征是国家原则和政党原则的混淆。共产党是国中之国、权上之权。考察政府,根本问题是考察共产党。
    1957年流行一种政治斗争的模式,只要摔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可以把人打倒。从此,不管提出什么问题,凡是不同政见的争论一律纳入这种模式,归结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的问题是“大跃进的得和失”,他认为“有失有得”。结果,变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毛泽东代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判定彭德怀代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前提和结论之间有什么联系?现在看来,只能付之一笑,当时却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没有一次是对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冤案,已经平反了。但制造冤案的政治斗争的模式还在继续。八九民运提出的问题是“打倒‘官倒’,惩治腐败”,邓小平依然把它纳入陈旧的模式,就成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政治斗争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中国还是从苏联引进的。在苏联,直到共产党垮台、社会主义完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模式才算消失。中国是否可以提前消失?这种陈旧的政治斗争模式不转换,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到了林彪反对刘少奇非但不是反党,而且是“高举”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反对林彪就是“反党”。后来“批林批孔”,谁不批又是“反党”。如此等等。“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更难捉摸。1956年以后建立的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那时,反对农村公共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断定前17年是“修正主义”,于是又有了“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产生“重新认识”的社会主义。现在又鼓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按照过去的标准,是十足的“反社会主义”。按照现在的标准,就应当说过去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是从过去到现在都要坚持。常人生活在三维空间、一维时间的世界里。中国领导人的世界,空间是一维的、时间是三维的。在空间上,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权力中心到平民百姓,只有一个方向,是一维的;在时间上,过去、现在、将来分了岔,有三个方向,是三维的。但是,不确定性中又有确定性。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反社会主义”?一概由当权者说了算。“反党”亦然,谁掌权谁代表党,反对他就是“反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权力论具有明显的权力崇拜的特征,这是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形态。古代,无论什么人,只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哪怕他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懵懂无知的白痴、昏聩糊涂的老朽,立即就变得睿智圣明、法力无边。社会生活中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农民起义也往往直指中央政权。《水浒》中大老粗李逵都有这样的觉悟:“杀到东京去,夺了皇帝老子的鸟位,叫俺宋大哥坐龙廷。”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中国的农民接受起来却毫无困难。毛泽东比那些教条主义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熟悉中国农民的性格。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中国农民的优点去夺取政权;政权到手,“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国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到中国搜集材料,待以上宾之礼。回去之后写了一本书,名曰《毛泽东、邓小平——新一代的帝王》。他老先生吃了人家的嘴也不软,不客气地说:“邓小平的帝王思想不亚于毛泽东”。
    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坐在北京中南海宫殿里的毛泽东的说法,在井冈山的茅棚里、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毛泽东就不会这样说了,而是要说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历了从陈胜、吴广到秦始皇的转变。代表被压迫的无产者的马克思和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陈胜、吴广,还可以有所结合;代表被压迫者的马克思和代表压迫者的秦始皇,怎么结合?只能是披上了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毛泽东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共产党宣言》,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等政治革命的学说,理解得比较好,并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马克思主义中更深刻的有关社会革命的学说,就不好理解了。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有关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目标模式,富有价值。取得政权以后,他本人又抛弃了。刘少奇鼓吹新民主主义,反而被指责为“右倾”。然后是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不到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这说明毛泽东也并不理解自己的正确的东西。根本的原因,还是如何对待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以为使用行政命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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