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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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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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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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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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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京 生 案 结 束 了 吗?

今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十四周年之际,我为文写道:“魏京生的刑期还有一年。为了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和国外的有志之士奋斗了十几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哪怕提前一天,也是人权运动的胜利!”果然,魏京生提前释放了,还不是一天,而是一百八十多天,应该说是人权运动的大胜利!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明提前释放的原因是魏京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总之是本人有了好的表现。其实是中国政府为了申办奥运会自己要争取一个好的表现。学好比起使坏来还是值得称道的。但究竟好在哪里?无罪的魏京生成为囚犯的原因消除了吗?不叫魏京生的魏京生释放了吗?今后就不会再抓魏京生一类的人物了吗?
    “捉放魏”这一出戏是“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导演的。他还导演过“捉放右”。他当总书记时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后来为“右派分子”改正的也是他。但只改正结果不改正原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邓小平还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不对。这就是说,一个个“右派分子”可以赦免,“反右派”的做法还要保留。达摩克利斯剑依旧高悬在上。肯定“反右派”就是为了“反自由化”。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三位,一九五七年都在“扩大化”之列,后来改正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又成了一九八七年的“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魏京生今后会不会换帽子?
    按邓小平的公式,放魏京生是可以的,捉魏京生也是必要的。中国的人权运动、民主运动不能停留在“放魏京生”,而是要追究“捉魏京生”。
    我和魏京生从未谋面,本来无缘,由于无意地和有意地为魏京生辩护,几次三番被别人捆绑在一起,遂结了不解之缘。以致邓小平一提魏京生就想起了我,并列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我也当了十多年狱外的魏京生。当年围绕魏京生案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多大进展?

    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提倡言论自由,反对以言治罪,特别指出不能以所谓的“反革命言论”为根据随便抓人。北京城里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不同的是,民间欢呼,官方狂怒。我不因有人欢呼而媚俗,也不因有人狂怒而胆怯。我说,我的文章是魏京生案开庭以前写的,当时不可能有为魏京生辩护的动机;如果看起来象为魏京生辩护,只能说是撞在我的枪口上了。要是说,我不仅为魏京生辩护,而且为一切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辩护,倒并不冤枉。既然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在讨论中就可以发表反对意见;发表反对政府、反对共产党的意见,即使错了,也不等于违法犯罪。所以我强调:“如果发表反革命的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意见,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只能说是思想上的论敌。”由于不能容忍思想上的论敌而动用刑罚、大开杀戒,从古到今酿成多少惨剧!在中国,实际上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一切由共产党“一言堂”作主,人民只能表示拥护。多次重要的会议上,纷纷向我责难:“党的领导可以讨论吗?”“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讨论吗?”我向反对者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能否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也拿到《人民日报》上去发表。没有人应战。等到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在中央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还用得着论证吗?问题是政治问题可以不可以讨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连“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论起来,还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的党的决定”。那么,“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不是可以讨论呢?这就不可以讨论了。邓小平是在肯定有所不可以讨论的前提下论证“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一些人颁布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原则”,交给另一些人去执行,这是什么原则?一些人作出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决定”交给另一些人去遵守,这又是谁的决定?政治问题不可以讨论,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我揭穿了一个秘密,邓小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于是,下令将我撵出北大,逐出北京。
    因为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在政治问题上发表反对意见就是“反革命言论”;
    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
    进行“反革命煽动”就要抓人、判刑。
    这是制造魏京生案和一切政治冤案的三大定律。
    一九七九年,我触犯了第一定律,还有两条定律也是应当推翻的。
    即使按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说,“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这一定律也是违法的。《刑法》第十条关于犯罪的规定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行为犯罪,不可能有“言论犯罪”、“思想犯罪”。以言论和思想定罪,不是根据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客观事实,而是全凭执法者对当事人的言论和思想的评说;定了罪也无从量刑,只能实行罪刑擅断主义。
    “反革命言论”不过是一种言论,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反革命煽动”是一种行为,不仅谈论一般的看法,而且讲出具体的做法,并推动别人采取行动。在刑法上,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是共同犯罪。有教唆者才有被教唆者;但只有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才能证明教唆者有罪。同样的道理,没有被煽动者就不成其为煽动;没有被煽动者的反革命行为就不能证明煽动者犯有反革命罪。煽而不动,至多是思想影响,也不算犯罪。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只要被断定为“反革命言论”,不管是否引起反革命行为,就以“反革命煽动”论罪。
    解析第二定律,说明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运用出入很大;第三定律表明法律本身也有问题。“反革命煽动罪”根本就是荒唐的,必须取消。世界各国(就连社会主义的始祖原苏联在内)的法律都没有“反革命罪”,刑法上规定“反革命罪”完全是“中国特色”。革命只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有革命才有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是历史学的概念,不是法学的概念。革命过去了,就无所谓反革命。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根据短暂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制定长期有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学的。
    “反革命”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行为,也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不严密的。虽然《刑法》总则规定了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执行《刑法》分则的“反革命罪”特别是“反革命煽动罪”时,“反革命”概念的不确定性,为镇压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提供了方便。
    “反革命”所反对的“革命”在哪里?为了坚持执行“反革命罪”,又要极力维护革命的神圣性。中国共产党自以为始终代表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又集中在“伟大领袖”或“核心人物”身上。所以,从前毛泽东是革命的化身,“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一度也是革命的化身,现在邓小平是革命的化身。魏京生就是因为反对邓小平获“反革命罪”。魏京生所反对的不是革命而是独裁。如果反对革命有罪,反对独裁何罪之有?如果邓小平并不独裁,可以任其反对,何必惊慌?魏京生因反对独裁而身陷囹圄,恰好证明确实是独裁。确立了“革命的化身”,任何反对意见都有罪,有时还不是反对意见而是正当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连“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有罪。因此,凡是发表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的反对意见,就是“反革命煽动”;另一方面,凡是“煽动”必是“反革命”。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是“煽动”民主,不是煽动反革命,均以“反革命煽动”论处,因为同样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
    因发表某种言论而被定为“反革命煽动罪”,如今在中国依然如故。
    二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言者无意,闻者有心,硬说是为魏京生辩护。就是辩护又有什么不可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公民可以充当被告辩护人,判决生效后,任何公民可以代理申诉。法律的条文是有了,但国人缺乏法制观念,好象为罪犯辩护也是犯罪,至少是立场有问题。我本来不是辩护,既然说了也不相信,我就真的辩护一下。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开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作为北京大学的人民代表,就魏京生问题(还有傅月华问题)向北京市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
    魏京生是因“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捕的,判刑时的主要根据却是“出卖军事机密”。我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所谓“军事机密”不过是有关中越战争的“小道消息”。战争已经开仗四天,魏京生只是说出了中国前线指挥官的名字,也算“出卖军事机密”?魏京生不过是一个电工,按他的职务并不掌握军事机密;首先必须有人向他提供军事机密,他才能出卖。如果他有罪,是以别人的犯罪为前提的,法庭放纵了首犯。而且魏京生谈话的对象不是敌人,是某外国记者。法庭说是“简接向敌人提供”,但法庭没有拿出事实证明外国记者的情报通向敌人,倒是通向了中国人,录音磁带被送上法庭成为“通敌”的证据。法院、检察院对人民代表的质询竟置之不理。我起草了一个声明,还有李春光、丁始琪、费振刚几位代表签名,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表示不信任。表决时,由我们四个人带头几十位人民代表投了弃权票(因法院、检察院也确实判了一些坏人,不好投反对票)。
    过了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区人民代表的竞选运动中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回声势浩大,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作一番解释,说是魏京生特别顽固,死不交待别人,只好判他一个人。公开宣布的司法原则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连出卖的“军事情报”的来源都没有搞清楚,魏京生犯罪的证据何在?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因为提出魏京生问题,又大讲言论自由等等,被上面定性为“闹事”。教育部长蒋南翔下令要抓“右派”。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表示为难,抓“右派”未果,但胡平当选为人民代表却失去了学位。胡乔木说“学生闹事的论点都是郭罗基发明的”,我成了“闹事”的“后台”。总之,在很长的时期中,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多少人,为魏京生鸣不平,非但无用,反而倒霉。究竟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年,邓小平自己揭开了谜底。
    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号文件公布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的谈话,就是这个谈话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导致胡耀邦下台。邓小平也讲到我,说“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观点可以保留”云云。这一次本来与魏京生无关,因为讲到我,大概又想起另一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于是就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原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操纵下,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所以对魏京生一判就是十五年。邓小平的那个谈话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时,上述一段话修改了,变成这样:“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第150页)主要之点“既然抓了就不放”没有了。一时不小心泄露了天机,赶紧收藏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也故隐其名。在印刷品中删掉七个字很容易。但那个如雷贯耳的谈话连当时的中学生都听到传达,要从人们的头脑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语言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经体现在魏京生的案件之中,要从事实上抹掉这一原则就更不容易了。欲盖弥彰,用后一段话替代前一段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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