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郭罗基作品选编
·魏京生案结束了吗?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为“六四”事件平反
   
    天安门广场是人民选择的出气的地方,又是党和政府选择的流血的地方。1976年和1989年两次天安门事件,表现了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尖锐化。
    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动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党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说成“反革命暴乱”。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从政治风波到流血事件的进行机制。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讲对了。

    共产党享有特权和政权机构发生腐败由来已久,人民的不满逐渐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为1987年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的不满。本来是人民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反其道而行之,以撤换改革派领导人来压制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没有1987年的那一场“反自由化”,就不会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1987年的“反自由化”又是由1981年的“反自由化”、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5年的镇压学潮逐步推动起来的。就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阶级斗争导致混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得不彻底。企图用“反自由化”来消除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当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是夭折,肃清封建主义不是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不是不可避免的。1980年可以采取措施避免的事情,到了1989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邓小平不作分析,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避免、在什么条件下不可避免,一味强调事件的必然性,无非是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失误辩护。更值得注意的是由这一必然性又引出另一必然性:“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等于说,开枪——流血,抓人——坐牢,一切都是必然,何必计较!
    上一次学潮发生的时候,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9、154、157页)说得多么轻松,小事一桩!从1985年以后,人民群众屡有表示,政治舞台警钟长鸣,邓小平不以为意。学潮真的扩大了十倍,邓小平又喊大事不好了。一时是影响不了根本的纯属偶然,一时又是大气候、小气候决定了的绝对必然。邓小平的理论总是白猫、黑猫轮番上场表演。
    人民利用悼念周恩来、悼念胡耀邦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过是现存体制内的一种选择,在一筐土豆里挑好的,还不是要把土豆倒掉换成西红柿。颂扬周恩来、胡耀邦,当然皆有所指。但是,周恩来活着的时候就不敢与毛泽东抗争,胡耀邦活着的时候就不敢与邓小平抗争,他们的亡灵注定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出政治热情的人民是强大有力的。两次天安门事件都是特殊形式的公民投票;对周恩来、胡耀邦投了信任票,就是对排挤周恩来、逼迫胡耀邦的人们投了不信任票。1976年的毛泽东把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说成“反革命事件”。1989年的邓小平如法炮制。据说,4月15日开始的人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得了不信任票的人们怀着嫉恨在转移视线、制造口实。
    1989年春夏之交,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游行队伍里的人群唱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歌》,不是资产阶级的《马赛曲》。高唱《国际歌》去“打倒共产党”是不可思议的;应该说是雄壮的《国际歌》吓坏了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当时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内定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吓得讲出了不吉利的话:“6月2日我到人民大会堂楼上看了一下,……北京这种情况再不制止,继续若干天,人民共和国就危在旦夕了。”(《江泽民同志视察陕西谈话要点》<1989年9月9日——9月14日>,《学习·研究·参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主办>1990年第1期)究系何事惊慌?人民不过提了两个口号:打倒“官倒”,惩治腐败。邓小平把民间的语言翻译成官方的语言,就成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意义就是“官倒”,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腐败。人民并没有动手,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去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所以具体的要求只是对话。
    对话本来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动,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要求政府对话,已经是极大的讽刺了,而政府竟拒绝对话。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下,主人向公仆跪进陈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涕泣泪流。僵持不下,拖延时日,不得已而推出一个油腔滑调的袁木来与学生周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袁木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增添光彩吗?不过,平心而论,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袁木的夸夸其谈,比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的痴呆麻木,还显得略胜一筹。官越大越蠢。待到5月18日,全国人民从电视中看到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和李鹏叫阵的场面,这才明白确实不能对话,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对话的能力。他们惯于使用权势的语言,一旦跳出几个藐视权势的挑战者,他们顿时患了失语症。堂堂的大国总理李鹏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其他人则反应迟钝、语无伦次,一个个都不是20来岁的青年学生的对手。
    善良的中国人民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党和政府一再激化矛盾。要求对话就是“动乱”。对话没有实现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人民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收回“动乱”的帽子。党和政府的回答是戒严。人民奋起,劝阻军队进城。当年北京的老百姓是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梦断香消四十年。如今胡同里的老太太敲着锣呼喊大家去堵军车,使人想起了“鬼子进村”。党和政府何尝以半点民意为怀?发昏章第三,下令开枪。起初,人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看到自己的同伴倒在血泊之中,才如梦初醒。怪只怪对共产党、解放军缺乏认识。杀了人,还要对无辜者的尸体泼上诬陷诽谤的脏水,称之曰“反革命暴徒”。
    北京流血,全球震惊。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责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负责的交待。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辟谣”时说,总共死了200多人,大部分是军人。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又说:“军警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难道老百姓没死、没伤一个?实际上军人死亡的确凿数字是18人其中还有被他们自己人“误伤”的。有人估计,老百姓死者上千,伤者无数。中国政府说是造谣。你们说是多少?江泽民曾答应公布死伤人数,久久不见音讯。外国记者问及,李鹏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李鹏自以为很机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连“公布人数”和“公布名单”这两者的区别都弄不清。他的谎言立即遭到死伤者家属的公开驳斥。爱子蒋捷连(17岁的中学生)被杀害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最近李鹏总理说不公布死亡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可是两年了,并没有任何人向我征求过是否愿意公布死亡名单的意见。我当然也无从知道李鹏总理究竟征求了多少死者家属的意愿。但据我了解,至少我认识的一些遇难者的母亲和妻子和我有着同样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公布事实真相。”(香港《当代》月刊,1991年6月15日)
    民主运动期间,不少领导人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后算账”。言犹在耳,没到秋后,就算起账来了,而且是一笔混账!“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也从未公布。抓人的理由是“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什么法?按中国现行的法规,“收容”的对象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是针对“流窜作案、来历不明的人”的。行政机关用“收容审查”来对付政治犯,完全是非法、违法行为。有许多人被判了重刑。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助理工程师唐元俊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陈伯达、姚文元所受的刑罚还要重。他们在服刑期间又受到非人待遇。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布的《来自凌源第二劳改支队的报告》,辽宁省凌源劳改分局(对外的名称是“辽宁省凌源汽车工业公司”)第二劳改支队,对“六四”事件的政治犯经常折磨和毒打,有的被打断了肋骨,有的被打得休克。只要看一看这个冗长的报告中的一小段,就够触目惊心的了:
    “1991年6月4日,吉林籍良心犯李杰绝食一天。杨国平大队长当晚召集大队犯人开会,把李杰拉到台前,当众扒光衣服,由几个‘管事的’刑事犯(受狱方信任而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杨国平手持一根8万伏特的大电棍,在李杰的大腿内侧反复击触。两名管教(直接管理犯人的警察)手持4根5,000伏和10,000伏的电棍,在他的头、颈、肩、腋、腹等处电击。李杰大汗淋漓,浑身抽搐,惨不忍睹。杨国平一边施刑一边说:‘你现在想不想吃饭?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就拿你开刀。在劳改队还想绝食?纪念什么“六四”死难者?那些人死得活该!你要活得不耐烦就说,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呢?我们可以帮你嘛!……有能耐你别吃呀!想吃也得电,电的时间长一点,好叫你印象深刻,看你还敢不敢跳出来。对待你这样的反革命,我们毫不客气!’”
    1991年11月,刘刚、张铭、唐元俊、冷万宝、李卫、孔险峰等从狱中寄给中国人权一份《呼吁书》,其中写道:
    “这里不仅关押着数千名长期徒刑的刑事犯,还关押着30多名政治犯。他们每天被强迫劳动14小时。狱方给他们定极高的劳动量,完不成即遭毒打。政治考核如不愿说违心话也遭毒打。平时,管教也可以随时打骂,拳脚、皮带、电警棍都可能落在他们身上,很多人已被打伤。监狱大队长杨国平、中队长刁烈等恶棍暴徒经常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唆使牢头狱霸折磨他们。狱中医疗卫生状况极其恶劣,有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40余名犯人被安置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天超强度劳动下来,却只有窝头菜汤可供维持生命,更谈不上看书和写作了。稍不如意便剥夺通信权利。当权者从精神、人格、肉体对他们进行‘全方位’轰炸,企图摧垮政治犯的意志和身体,实行残酷迫害。”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