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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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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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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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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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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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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中国大陆又多了一个时新的口号,叫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然後修宪,载入宪法,以示郑重其事。《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识的深化”。“法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治”是说按照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有了法制还要求其实施。“法治”比“法制”,意义上较为完整,但认识上“深化”不到哪里去。“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法制,同样,“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与“法治”无一字之差,却有专制与民主之别。“依法治国”的法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人治与法治都是确立国家的权威,但性质不同。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君主、国王、皇帝掌握最高统治权,成为显赫的权威。到了近代民主社会,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权威所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再是人,而是法;人的权威也来自法。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城头变幻大王旗”。确立了法的权威,是不可轻易颠覆的,社会就在稳定中发展。不管是谁当总统、首相,不管怎样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人治并非没有法,法治也离不开人;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法治有两种。古代的人治社会中,就有人主张法治。即使是人治的社会,有法比没有法好。法治多少可以防止统治者治国的主观随意性,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亚里斯多德就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中国先秦的法家是法治的积极倡导者。但古代的法治不过是君主治国的一种方法。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老百姓。古人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从法,而且王的意志就是法,“言出法随”。这种法治还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近代的法治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具有法律之上的特权。美国十八世纪的著名政论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常识》)前一种法治是专制的法治,後一种法治才是民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是把法当作工具,以人为权威,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民主的法治是以法为权威,一切人服从于法,实行法的统治(rule of law)。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局面,发生了转变。二十年来,经济改革有了长足进展,政治改革却在原地踏步。中共领导人将“法制”改为“法治”,自以为一字之差认识就有了“深化”。其实,认识上真正需要深化的是,究竟实行民主的法治还是专制的法治?究竟以法为权威还是把法当工具?

    实行民主的法治、以法为权威与一党专权是不相容的。一党专权是党治,党治的实质也是人治。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示威运动期间,邓小平一个人作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中三个赞成,就可以作出戒严、开枪的决定,完全是蔑视法律的行为。
    专制的法治是政治权力凌驾于法之上,法是当权者用法来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法首先是治当权者的,然後才能要求老百姓来服从。
    如果还是把法律当作工具,用来对付老百姓,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依法治民。这是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的翻版。
    如果以法律为权威,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那么“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官必能依法治民。
    中国政府常常高喊“稳定压倒一切”。法治社会是不用担心不稳定的;老是担心不稳定,就因为没有法治。稳定是需要的,但不稳定的因素在哪里?就在三千万人的官僚队伍以及官僚队伍的贪赃枉法、横行不法。大陆的老百姓说:如果把当官的个个都抓起来,可能有冤枉的;如果一个间一个抓起来,肯定有漏网的。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势必官逼民反。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机关的腐败,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依法治国”当然比无法无天要好一点,但好不了多少,因为不能不问,究竟是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最後落实到一点,究竟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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