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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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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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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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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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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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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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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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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应是“利权”

我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⑴一文中,阐述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时,将“权利”写作“利权”,受到一些读者和学者的质疑。
    “权利”和“权力”是政治学、法学的重要范畴。“权利”是人民应有的,“权力”是政府拥有的。“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如何,区分了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人民以“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政府以“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就是民主政治;相反,政府以“权力”压制人民的“权利”,人民以“权利”对抗政府的“权力”,这就是专制政治。但是,中国人常常将“权利”和“权力”混淆。该用“权利”的地方写成“权力”,或该用“权力”的地方写成“权利”。《世界日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刊登的一张照片,摄下了北京市选举人民代表前夕的街头大标语:“珍惜民主权力 投下庄严一票”。此处的“权力”该是“权利”,是人民应有的进行选举的“民主权利”,不是“民主权力”。按理说,民运人士应能区分“权利”和“权力”,并理解“权利”对民主的重要意义,也不然。《世界日报》(1999年1月26日)关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研讨会的报道中说:“包括魏京生在内多位民运人士均发表了对台独、藏独问题‘不支持,但尊重人民选择的权力’的论点,但这种人民自决权力的论调,引起不少与会者‘谁来决定如何投票’的探讨。”两处“权力”都是“权利”之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在解释“权利”时提到:“财政机关有依法收税的权利”(第485页)。连专家都难免发生错误。作为政府部门的财政机关,收税是一种“权力”,对于抗税、逃税者可予以制裁。收税不是“权利”。如果是“权利”,对权利的运用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财政机关在该收税时不能不作为,否则是渎职。类似的混淆在中文书报上是常见的。之所以发生这种混淆,主要的原因是出在观念上。中国人的权利观念比较薄弱,而权力观念过于强烈,特别喜欢用“权力”去代替“权利”。“权利”与“权力”相同的发音也助长了这种混淆。
    在汉语的南方方言中,“力”是入声,“权力”与“权利”的发音还有所区别,所以南方人以“权力”代替“权利”的错误较少发生。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中,入声已经消失。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权利”和“权力”都是quan(2)li(4).在口语中讲到quan(2)li(4),受听者很难认定是“权利”还是“权力”。词和词在语音形式上的差异是彼此相互区别的标志。“权利”和“权力”词音相同,模糊了词义的不同。问题是出在“权利”一词。以“权利”一词表达rights所欲表达的内容,不合汉语构词法;符合汉语构词法的词应是“利权”。以“利权”和“权力”相对,这就确立了不同词义和不同词音的联系。首先消除了词音上的混淆,因而也有助于消除观念上的混淆。
    我在上述文章中原有一注:“rights通常作权利。‘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在现代汉语中,发音是一样的。中国人在观念上常常将权利和权力混淆,相同的发音也助长了这种混淆。日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是‘利权’,而‘利权’还是来自中国。中国古代‘利权’和‘权利’是通用的。故现代汉语也应以‘利权’表达rights为好。以‘利权’与‘权力’相对,词意更清皙。‘利权’是自身应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发表时,这一注被编者删去。幸而被删去,这一注包含两个错误,否则将谬种流传。我不懂日语,说“日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是‘利权’”,完全是道听途说。经请教和查证,日语中“利权”一词虽有rights的含义,但相当于rights一词的也是“权利”,“权利”和“权力”发音不同,故不致混淆。中国古代汉语中有“权利”,也有“利权”,但意义并不相同。那个注中的释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利权’是自身应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
    我在写作本文查阅材料时发现,将“权利”改作“利权”并不是我的首创,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改写成‘利权’,即‘利之权’。”⑵但“笔者”在他的全部著作里还是仍然使用“权利”一词。夏勇不勇,他提出了问题,没有提出对习惯势力的挑战。

    词语的使用是约定成俗的。既然约定成俗的“权利”在使用中发生了混淆,影响概念的明确和思维的正确,那么就应该重新约定成俗,改“权利”为“利权”。
    “权利”和“利权”:古代汉语
    考察词源
    现代汉语在表达西方的新思想时,常常利用古代汉语的旧词汇,注入新内容。现时流行的一些时髦名词,诸如“革命”、“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古已有之,但含义不同。“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推翻一个政权取而代之叫做“受命于天”。现代就将推翻一个反动政权叫做“革命”。“法治”的原意是用法来进行统治(相当于rule by law),现代意义是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从旧词旧意到旧词新意,还是有脉络可寻的。rights and duties这些观念也是从西方引进的。表达rights时,从古代汉语中找到“权利”一词,可说找错了对象。应该是古代汉语中的“利权”比较适合于表达rights.
    古代汉语中“权利”和“利权”各是什么含义?
    “权”本是秤锤。用作动词,就是衡量。“权,然後知轻重;度,然後知长短。”⑶又衍生一义,执掌衡量的操作,就是当权,执权柄。“亲权者不能与人柄。”⑷
    古代汉语中的“权利”一词,是二者并列,即权与利,如“或尚仁义,或务权利。”⑸权利相对于仁义,即权和利相对于仁和义。“权利”一词是贬义。古人主张“贱权利,上笃厚。”⑹
    古代汉语中的“利权”一词,强调的是“权”,即利益之权。但“利益”所指是广泛的、模糊的。《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疏:“言既有为利之权,又执民之人柄。”这里所说的“利权”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之权,有别于权力,接着所说的“民柄”才是权力。“利权”还有另一种用法。《东轩笔录》:“陈晋公恕自升朝入三司为判官,既置盐铁使,又为总计使。洎罢参政,复为三司。晚年多病,乞解利权。”陈恕是理财专家,长期供职财务部门,晚年辞去一切职务,故曰解除“利权”。这里所说的“利权”是掌管财利之权。
    古代汉语中的“权利”是权和利,且为贬义。在现代汉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权利”与古代汉语中具有贬义的“权利”在用法上毫无联系。古代汉语中的“利权”是利益之权,只要将“利益”加以规范,完全能够表达现代的rights.个人、群体维护和追求自身的正当利益之权就是利权。
    考察思想渊源
    完整意义上的rights and duties观念虽然是外来的,但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思想渊源,这就是古代的义利之辩。“义”是指适宜的行为规范。《礼记·中庸》:“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为之义”。“利”是指物质利益。传统思想的主流重义轻利,实际上是义务中心论,与西方的利权中心论正相反。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⑺孟子也说:“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⑻汉朝的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完全以“义”否定“利”,鼓吹“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⑼过了将近两千年,才把这个命题翻过来。清朝的颜元针锋相对地说:“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这就触及近代思想了。从义利之辩的“义”引出“义务”,从义利之辩的“利”当然就应引出“利权”,而不是“权利”。
    “权利”和“利权”:汉语构词
    研究语言学上词的结构
    现代汉语的“权”和“利”都是既能单用成词又能组合成词的自由词素。“权”和“利”合成一词是什么结构?
    如果把“权利”看作联合结构,像古代汉语那样即“权”+“利”,词义与rights不符。《现代汉语词典》“权利”条就是望文生义的解释:“公民或法人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第948页)用“权力”来解释“权利”,居然认为“权利”包含了“权力”。说“权利”包含了“利益”,也有问题。“权利”是与“义务”相对,“权利”有“利”的意思,“义务”必有“害”的意思或“不利”的意思,然而“权利”与“义务”根本不是表达利害关系。“权利”与“权力”相关。如果“权利”是“权”+“利”,“权力”必是“权”+“力”,“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不可能引出民主或专制,只能是兼容,成了“权”+“利”+“力”。把“权利”看作“权”和“利”,那是争权夺利的“权利”,也是贬义,根本不能表达rights.
    如果说“权利”强调的是“权”,按right的词义应如是。这样,“权利”就是主从结构,前者为主,後者为从。但不符合构词规则。“权益”强调的是“益”,意为“有权享受的益”。“权利”与“权益”词的结构相同,也应是强调“利”,意为“有权享受的利”。“权利”与“权益”一样,是偏正结构,前者为偏,後者为正,强调的是“利”、“益”。但rights强调的不是“利”,而是“权”。例如,财产权是一种rights,它所强调的不是财产,而是占有财产之权。在专制社会,当权者可以下令“抄家”、“籍没”,使富连阡陌者立刻倾家荡产。这就是因为有财产者没有财产权,故财产没有保障。在近代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同样的财产权,但并非都有同样的财产。
    因此,“权利”一词的结构,无论怎样解释,它所规定的词义都不符合rights的词义;对“权利”赋予rights的词义,又不符合汉语词的结构。
    “利权”也是偏正结构,前者为偏,後者为正,强调的是“权”,“利”是对“权”的修饰、限制。“利权”并非利益本身,而是维护利益、追求利益之权。例如,遗产继承权是一种利权。遗产是“利”,必须有继承之“权”,才能得此“利”。其他如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以至名誉权、人格权等等,虽然并不涉及具体的利益,但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维护个人或群体存在的利益之权。
    以“利权”表达rights,词的结构与词义才能一致。同时,与相关的词也才能匹配。“利权”与“义务”都是偏正结构。放债人有收债的利权,是为债权;借债人有还债的义务,是为债务。债权和债务就是利权和义务的具体化。在利权与义务的关系中,没有无利权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利权。如果享有无义务的利权,就是“特权”;“特权”就是超越义务的“利权”。“利权”是正当的,“特权”是不正当的。以“利权”联系到“特权”,很容易理解其中的相关性。再如,“利权”是人民应有的利益之权,由“利权”产生“权益”;“政权”是政治统治之权,由政治统治之权所产生的强制之力,就是“权力”。“利权”和“权益”,“政权”和“权力”,充分显示了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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