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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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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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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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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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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万里委员长
   诸位副委员长:
    “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告诫老百姓,有问题通过正常途径解决。
    我是赞成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我希望政府和人民都要力求以有序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但是,我的实践证明,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常常是无效的,甚至反而使人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我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通过正常途径向各方领导机关提出问题、进行申诉,不下20次。除了有几次得到胡耀邦的答复以外,余皆石沉大海。我给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报告,催办了4次,还是杳无音信。通过正常途径提出问题,且不说穿小鞋、打击报复,只是置之不理,就叫人无可奈何。理或不理,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并无制度上的约束。置之不理是正常途径的常规。正因为制度令人失望,老百姓只好寄希望于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周恩来、胡耀邦的逝世之所以牵动千百万人的心,良有以也。
    近来,我要求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结果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又惹出了更难解决的问题,问题越来越多。
    “六四”以后,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南京市公安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长期关押。我作为研究生导师完全有责任为无辜的学生申辩。1991年1月21日,我致书南京市人民政府,指出:“收容审查”没有法律根据,因而南京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非法的;对朱利全长期关押,既不起诉又不释放,南京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又是违法的。我要求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南京市公安局的非法、违法行为,立即释放朱利全。我通过正常途径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却用另一种方式对我作出反应。
    南京大学党委根据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以“政治上不合格”为由,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也就是使我终身不能为教授。1991年2月3日,我向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告:南京大学党委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这一次,我特别写上:“现在我再一次试试正常途径的效能。”我试出“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效能等于零,“正常途径”制造问题的效能却高得很。因为我提到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在党内提出保留意见就成了“政治上不合格”?所以3月15日又取消了我的党籍。我当场反对这种错误的决定,并据理辩驳。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材料,还没有来得及交出,迫害接踵而来。9月,不准我教书、指导研究生,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10月,不准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用别的办法不解决问题,只好上法院打官司,打官司还是“正常途径”,而问题本身也确实是法律问题。
    1992年1月25日,我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两份《起诉书》,一份控告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及其直属高校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一份控告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韩星臣)。我的起诉受到普遍关注,国内外记者都来采访,起诉书到处流传。南京大学党委内部通知,所有的复印机不得复印我的诉状。以为控制了本单位的复印机就能阻止思想的传播,比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以防民造反还要愚蠢。难道别的单位就没有复印机了吗?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还出现了许多起诉书的手抄版本。大学生们见了我就问:法院是否受理?还说:“如果法院开庭,我们有几千人要去旁听。”幸而法律上有规定,法院对公民的起诉是不能置之不理的。3月2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已大大超过法定期限),“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理的结果还是不理。3月10日,我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不符合法律程序,适用法律有错误,所据的调查是片面的。五月八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我的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无视我的上诉理由,一味重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的内容,作了一个无理的“终审裁定”。
    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严格地按照“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原则行事。但原则欺骗了我。被告们趾高气扬地说:“你告状又怎么样?”的确,不怎么样,告状不准,更为悲惨。我不但被取消了当教授的资格,又被剥夺了相应的待遇。我的职务补贴在助教之下。在大学教师中,助教以下是什么职务?为了表示抗议,我向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声明:我拒绝领取与我的职务不相称的工资。我宁可饿死,决不允许辱没尊严。
    通过“正常途径”不解决问题,还有什么办法?我想上街去游行示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具体的法规又限制和取消了这种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组织的游行示威何止千百次,有哪一次不是停工、停课、妨碍交通、劳民伤财?没有人提出要制定什么游行示威法。轮到人民采用游行示威的方式向官方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时候,法律的威严就显示出来了。制定了一个所谓《游行示威法》,实际是《反游行示威法》。我想组织支持我的人进行罢工。罢工的自由曾载入宪法,现在也取消了。我想贴大字报。从前的宪法上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是实的。这种细节写上宪法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况且因写大字报而当“反革命”的也不在少数。从宪法上取消“四大”,不过是略去一个没有必要的细节。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不等于违法。但自从宪法上取消“四大”以后,贴大字报要受追究。通过“正常途径”,问题不解决;贴大字报、组织罢工、游行示威,不是遭取缔就是被抓人。当人民的要求为政府所漠视,怎样才能提请政府注意,合理解决人民的疑难?
    人民有难,求告无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二字有何意义?
    我仍然坚持在法制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法制不健全,就连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一起解决。所以,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和第一百二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督促最高人民法院严肃执法,正确处理我的申诉。我的具体要求是:
    第一,全面恢复我的被非法剥夺的人权、公民权,并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第二,对非法剥夺我的人权、公民权的责任者予以法律制裁;
    第三,赔偿损失。多年来,由于被剥夺著作发表权所受的损失,由于被剥夺科学研究权所受的损失,由于全家被迫从北京搬迁到南京所受的损失,由于被无理压制职称提升所受的损失,由于“缓聘”所受的损失,由于不许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所受的损失,由于政治打击影响身心健康所受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一再诬陷、诽谤、乱点名、乱戴帽子造成损毁名誉、侮辱人格所受的损失,等等(详见致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我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赔偿人民币壹佰万元。(现在一些歌星、影星仅仅由于名誉受损失一项动辄赔偿几十万元。我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困难,特意压低了数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象我这样的经历决不是个别的。有多少善良的百姓遭受苦难还说不清楚、写不出来。我有责任为同命运的人们思考、呐喊、呼吁。我想提出一些从根本上改善和维护人权的建议,希望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能够采纳。
    来一个人民护法运动
    共产党不守法,政府不守法,法院不执法,怎么办?人民起来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天都在呼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激越的歌声曾经鼓舞我们去挽救民族危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在召唤我们去做社会主人。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去护法,去抗争,去扭转被摆布的命运,去改写共和国的历史。
    列宁讲过一句大实话:“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写了好几张纸,也还是纸。列宁又提问:“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中国人正为这个问题而困惑。列宁自问自答:“在于人民中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列宁全集》新版,第12卷第50页)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人民如何意识到、如何显示出力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首先是人民保证宪法的实施,然后才是宪法赋予人民以权利;首先是人民护法,然后才是法护人民。列宁不过是讲出了法制国家在现实生活中公认的常识。法制国家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想逃法、枉法、违法,但人民不答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揭露以后,陷入四面楚歌。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不断,报纸谴责,国会弹劾,这个总统怎么当?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了不得!”在中国,再大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人治的标准去奚落法治。反之,如果以法治的标准衡量人治,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人民护法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破坏法制在领导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人民要让他知道不得了。
    1957年,不少人因为要求民主和法制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有了“救星”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就行了,还要民主和法制干什么!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吃够了没有民主和法制的苦头。20年以后,正是当年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特别强调民主,健全法制”。人们寄于希望。又过了10年,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调集军队向要求民主和法制的人民开枪,造成更为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从“强调民主,健全法制”开始,以彻底毁灭民主和法制告终。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还没有显示自己的力量,只是向党和政府呼吁,寄希望于党和政府来实行民主和法制。1957年要求民主和法制的人们之所以当了“右派分子”,就因为矛头是指向党和政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答应实行民主和法制,于是皆大喜欢、心满意足了。我本人也有过这种想法,我在理论宣传中还向邓小平唱了颂歌。现在我想通了。如果实行民主和法制仅仅出于党和政府的愿意,那么,当他们不愿意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收回;必须造成一种局面,即使党和政府不愿意,迫于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实行民主和法制。所以,我转向人民,向人民呼吁:以人民护法运动监督党和政府实行民主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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