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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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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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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转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2年1月25日,我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寄送了《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和《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都有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迟至3月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给了我一纸《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92)行字第1号,超过法定时限的四五倍。《裁定书》的法律根据居然还提到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究竟是执行了规定还是违反了规定?中国的执法机关自身往往并不严格执行法律。审理公民合法权益受侵的低效率,与制裁学生和人民的民主运动的高效率,适成鲜明对照。
    最近,邓小平又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是明智之举。人民是高兴的。但是,如果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经济上放、政治上不放,改革开放是跛行的。改革开放不能只靠“人治”。立法和司法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也要以开放精神吸取外国的法制经验,确保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我的起诉书是两份,虽然相关,但分别针对不同的被告、列举不同的事实、适用不同的法律。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分别审理、分别裁定。但《裁定书》把二者混为一谈。如此明显的疏忽是造成作出错误裁定的原因之一。法院还没有弄清两份《起诉书》的内容,就作了一个笼而统之的裁定。结论是:“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不予受理”不是针对我的诉状,而是针对我这个人。似乎因为是“郭罗基的起诉”才“不予受理”。但愿是文字上的舛误,否则就有非法剥夺我的诉讼权利之嫌。
    “不予受理”的理由讲了三条,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一)《裁定书》说:“中共南京大学党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级组织,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
    法院对我的两份起诉书至少是看得很不仔细。我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等人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案件。我指控他们违反了根本法《宪法》,侵犯了我的公民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我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本来就不是行政诉讼案件。如果一定要问,这是什么案件?只能说是“共产党违法案件”。我指控他们违反了根本法《宪法》,应当根据政党法追究法律责任。但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政党法》。我在起诉书中提出的要求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窃取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给予法律制裁。”至于适用什么具体的法律进行制裁?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法院去回答。现在法院用《行政诉讼法》来回答这个并非行政诉讼的问题,从而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是你们自己把适用的法律搞错了。我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业务如此生疏表示惊讶。在没有《政党法》的条件下,我认为可以权且适用《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由这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作为“团体”完全具备被告资格。
    《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有三个论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不是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窃取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
    第三,窃取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侵犯了我的公民权利。
    所以,我提起诉讼,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进行法律制裁。
    《裁定书》重复了我的第一个论点,也不完整。我早已指出:政党就是政党,不是政权;政党可以夺取政权,但不能垄断政权;政党可以执掌政权,但政党本身不是政权机构。《裁定书》忽略了我的第二、第三个论点。正因为南京大学党委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又窃取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侵犯了我的公民权利,我才提起诉讼。在我作为提起诉讼的前提,法院却轻而易举地把它当作“不予受理”的前提。是不是说因为共产党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就不适用任何法律?是不是说因为共产党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论怎样违法都不能充当被告?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起诉以后,一些“吃党饭”的人有恃无恐地说:“在我们国家还能告共产党?”的确,告共产党员个人有过,告共产党组织好象还没有。新华社记者采访我时说:“这确实是新闻。”路透社、BBC和VOA记者采访时,或者说控告共产党是头一次,或者说公开谴责共产党镇压人民是头一次。(但是,“确实是新闻”的新闻,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也不报道。中国的新闻都让外国报道去了。)过去没有就从现在开始吧。共产党违法为什么告不得?从前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现在共产党在本国难道还有“治上法权”吗?几十年来,只有共产党拿“反党”的帽子压人民,多少人忍气吞声、埋没终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民没有监督共产党的有效手段。舆论监督没有,法律监督也没有。报纸、广播、电视都是“党的喉舌”,只是发出党的声音和党愿意听的声音;党又把它当作人民的声音,自我陶醉,自我欺骗。中国政府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中说,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民是满意的”。因为不满意的话不许说,说了也不给你发表,所以报纸上都是满意的话。天生的聋子必然是哑吧。听不到别人的声音,自己只能发出哼哼哈哈、叽叽咕咕的噪音,所以领导人没有对话的能力。
    共产党说:“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有什么保证?党不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又如何处置?毫无办法。共产党享有不受法律监督的特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不健全的症结所在,也是共产党自身不可抑制地发生腐败的根源所在。广大的共产党员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的。谁一旦代表共产党讲话,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象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那样的人,根本不懂法律,还硬要装腔作势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普法教育”。似乎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天然就是法律权威、真理化身、万事总管、人民牧师。共产党君临天下。所谓的“民主党派”,国际上的评论说是“八个花瓶党”。“特权党”和“花瓶党”都不符合政党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切需要制定《政党法》,以规范政党的活动;也不致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那样,接到政党违法案件束手无策。请两级法院向即将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转达人民的要求。
    我不反对共产党;相反,我反对原苏联地区取缔共产党的极端做法,这也是一种反民主的倾向。我反对共产党的特权,反对共产党的腐败。本来我在党内反;党内维护特权、坚持腐败的势力容不得我,将我清除出党,好吧,我就在党外反。反而痛快,从此不受共产党的纪律束缚。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有一个荒诞逻辑:反特权就是反共产党,反腐败就是反社会主义。如果还要动不动以“反党反社会主义”论罪,可以,请你们公开开庭。现在,我不是党员,不是教授,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国访问,没有公民权利,没有生活保障,既然一无所有,那末连恐惧和烦恼也没有了。但是我有自由,自己争取得来的自由,选择道路的自由,做一个大写的人的自由。多年以前邓小平就批评我“自由化”,其实还不够格,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比较拘谨的。现在才渐入佳境。是共产党造就了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感谢共产党把我剥夺精光、置于死地,使我得以再生;否则,为名利所累,永世不会觉悟。猴子变成了人,不可能再变回去了。我作为脱离了动物界的骄傲的人,无论走到那里,应当说人话,只能说人话,一定说人话。只要不搞暗杀和谋害,无可奈我何。
    (二)《裁定书》说:“南京大学对郭罗基作出的缓聘和不同意出国参加学术活动的决定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属行政诉讼调整范围”。
    不许我出国的决定是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前面刚说过南京大学党委不是行政机关,接着又说他们可以采取“学校内部行政行为”,《裁定书》陷入自相矛盾。什么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的南京大学党委是否还有“学校外部行政行为”?“学校内部行政行为”的“行政”和“行政诉讼”的“行政”并非同一概念,违反了同一律。《裁定书》的逻辑混乱、概念模糊,不象个法律文书。
    《裁定书》的意思是说,你所控告的事实都是学校内部的问题,我法院不管。好在它没有否定我所列举的事实,争论就在于:法院到底该不该管?
    我在《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中援引了法律文件,指出:“有权限制中国公民出境的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出境权?”《裁定书》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党委也窃取了你们人民法院的部分权力。不是法院不该管,而是你们自动放弃职守,不敢管。
    在中国,公民出国首先由本单位的共产党党委定夺,党委不喜欢的人是不许出国的。到处如此,南京大学党委不过表现得比较恶劣而已。这是在成文法之外的不成文法;成文法是供人欣赏的,不成文法由共产党内部掌握。要触动共产党的出国批准权,那是虎口拔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之所以自动放弃职守,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同我接触的法院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我想,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公民具有出国的自由,这是一种基本人权。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人权受到侵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要把“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赶出国,人家根本不想出国。在中国恰恰相反,被共产党目为“自由化分子”的人,想出国也不许出国。同样是无视人权,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些土包子当家,他们自己想开洋荤,不容别人染指。口头上咒骂资本主义,心底里迷恋资本主义,他们真是把西方看成极乐世界,而且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才能进入。他们决不向异己分子施舍进入极乐世界的门票。我要求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被允许,而不许我出国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自己却出国逛了一趟。美国有什么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可以引进吗?共产党的老干部离休往往要以“出国一次”作为条件。出国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允许什么人出国、不允许什么人出国的问题,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溃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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