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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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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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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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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和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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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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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滥用职权,剥夺我的劳动的权利,阻止我履行劳动的义务,构成违反宪法,特此提起诉讼。
    我是研究生导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课程。
    1991年9月12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通知我:“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问:“‘上面的精神’是什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什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相持很久,林德宏一点理由也讲不出来。

    所谓“上面的精神”,哲学系的负责人是来自南京大学的负责人。
    9月14日,哲学系主任林德宏、中共党总支书记钱惠琴向我传达,说是南大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了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作为马列主义教师,教书育人是不合适的,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当即表示:“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后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在南京大学,主要责任者是共产党的党委。南京大学党委无视宪法,僭越权界,干预行政事务,此外,还有其他违法情形,另行控告。
    9月28日,林德宏在哲学系全体教师大会上宣布我为“待聘”。从此,我成了“待业老年”;对我只发“基本工资”,大概相当于过去“右派分子”的“生活费”。
    所谓“上面的精神”,南京大学的负责人又是来自国家教委的负责人。
    10月16日,我和妻子刘渝宜在东郊宾馆与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相遇。
    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什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国家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对一些教师作出“待聘”的处置,是南京大学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南京大学的这种“改革”,经李铁映亲临指导,又派员检查,通过如仪。因此,国家教委不仅具有一般的领导责任,而且具有直接的行为责任。
    我所开的课程是根据已有的聘约列入1991——1992学年教学计划的。被告们滥用职权,强制取消我的课程,由此而使我的合法收入受到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行政责任者侵犯了我的财产权。我所提起的诉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第(八)项的受理范围。
    我的“三点看法”本是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既然“三点看法”被当作剥夺我的劳动权利的根椐,我就不得不进行公开的申辩了。
    1986年9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将我和魏京生、王炳璋并提,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我认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概念是根本不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推动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和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不就是自由达于“化”了吗?建设一个自由化的社会是共产党人的理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首先把“自由化”奉送给资产阶级,然后起劲地反对,是十足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只能说这种“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宣言》所代表的共产党,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和民主化是相联系的;反对自由化,不能不反对民主化。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着不光彩的出身。它是1956年在镇压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波兰、匈牙利人民的血泊中诞生的。中国从苏联、东欧引进这一口号以后,自“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一部分。它的实际作用是反对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压制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因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打击异己求稳定,恰恰是动乱的根源。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提出批判“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198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表示拥护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对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不同意见,与会者不少人赞同我的意见。当年有些人卖力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驾轻就熟。
    我因为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6年12月23日,我向中共中央申诉,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表示保留。12月30日,邓小平作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的谈话,对我的申诉也有所反应:“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可以保留。”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广为传达。随后开展了“反自由化”的运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那一次,我总算幸免于难。
    1989年春夏之交,又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解释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正义呼声。对此,我理所当然地表示继续保留。正因为“反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越是“反自由化”就越是糟蹋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失灵,只好使出武器的批判。不讲道理是因为没有道理可讲、讲不出道理。讲不出道理就开枪。制造“六四”流血事件是从“反自由化”到反人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从表示保留到提出抗议,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1989年10月7日,1990年1月6日,在两次共产党的支部大会上,我运用共产党员的权利,发表了保留意见,并对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抗议。
    “六四”以后,共产党内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运用组织的力量,压服党员接受对“六四”流血事件的官方看法,是政治上虚弱的表现;对于不接受官方看法的党员“不予登记”,更是扼杀党内民主的表现。把是否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党员重新登记”的条件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党员条件之外附加了条件,也是践踏党章的行为。
    简言之,我的“三点看法”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党员重新登记”是反党章的。这些看法,表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热爱人民、维护党章的基本立场。
    我发表“三点看法”是光明磊落的。党支部书记萧玲和当时的总支书记郭广银同我谈话后,将我的看法整理成书面材料;我还嫌它不够明确,亲笔作了修改。不过,“三点看法”也仅仅是看法,无非是1986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保留意见的合理延伸。我满足了保留意见的必要条件,当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我也严格遵守共产党的纪律,在讲课的时候没有公开宣传在党内的保留意见。倒是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前哲学系总支书记郭广银违反了纪律,他们在校、系两级向党外人士通报了我的“三点看法”。
    我因发表“三点看法”而被取消了党籍。但是没有人指出,我究竟错在哪里?唯一的说法是“和党中央不一致”。本来不一致,确实不一致,就因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不一致怎么能证明一定是我错呢?这是在高度理性的问题上运用非理性的思维,在需要真理标准的时候又抬出“唯上”的标准。我还在耐心地等待。如果能证明我有错,我准备随时向真理低头;如果不能证明我有错,我决心到处对谬误宣战。
    1986年允许保留的意见现在又不允许保留了。这就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也推翻了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此事我将向党组织提出申诉,不属于法律问题。但是,以我在党内的保留意见为根据,剥夺我的劳动权利,这就是法律问题了。
    我问哲学系主任林德宏:“我讲课中有什么问题?”他无言以对。
    党委书记韩星臣说我“政治上不合格”、“教书育人不合适”。我曾建议: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全体教师和大学生、研究生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民意测验;作为参照系,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所有研究生导师为测验对象。在政治上,究竟是谁合格、谁不合格?在教书育人方面,究竟是谁合适、谁不合适?他们没有勇气采纳我的建议。
    不许我上课,没有任何教学上的正当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说“待聘”也是欺人之谈,待到学期结束始终未聘。退一步说,即使原来的工作不合适,可以聘任合适的工作。被告们滥用权力,重演了“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非法行为,使得一个有工作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无法劳动。
    为什么我在党内发表了“三点看法”可以成为剥夺我的劳动权利的根据?我将在法庭上和被告们进行公开的辩论。现在正进行宪法宣传和普法教育,我希望将此案以及另一案——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公诸于众,供全社会讨论。在中国,人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是很困难的。我要为自己、也为所有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申张正义。
    国家教委的负责人以及听命于他的南京大学和哲学系的负责人,他们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要求: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章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进行判决,恢复我的劳动权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章第六十七条,赔偿我的名誉上和经济上的损失。
    以上起诉,请予审理。
    此致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罗基
   1992年1月25日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10008)
   家庭住址:南京市龙蟠路锁金村南京大学公寓1001号(邮政编码210042)
   电 话:502074转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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