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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人权宣言]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美国独立宣言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联合国有关健康保健人员尤其是医护人员在保护和防止囚犯和被拘禁人员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医疗伦理原则(1982)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联合国囚犯最低标准待遇规则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1990年)
·联合国保护所有被以任何形式拘禁或关押人员的主要原则(1988)
·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中国已签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权安全公约
·联合国律师职责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1985年)
·联合国检察官的职责准则
·世界人权公约英文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犯罪及权力滥用受害者恢复正义基本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8)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程序与证据规则(1995)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规约
·起诉严重侵犯国际人道法责任人的国际(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1991)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1981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的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选择性议定书2000
·联合国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的公约(1951)
·联合国有关难民身份的国际公约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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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产争议案代理词

析产争议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接受吴永方、吴永升之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今天到庭参与本案一审诉讼活动。通过走访有关单位及知情者,取得了大量证据,上午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本人对全案有了全面的了解。本代理人认为:原告的主张是公平、合理、合法的,我们向法庭提交的第1至第25号证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法庭调查则进一步核实了此点。相反,被告的主张既不公平、又不合理、更不合法。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是证明不了问题(如附件1、2、3),就是虚假的、伪造的(如附件4、5),被告的辩解则是建立在无视事实,缺乏证据,脱离法律之基础上的。本案讼争的焦点乃是:1941年到底有没有对水东街54号房产进行分割?兹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判决时参考。

   一、 讼争的水东街54号房产从未经过分割
   法庭调查业已查明:吴濯庭生前共有房产六处,即吴自建的水东街54号、55号、56号;吴向他人典入的新丰街104号;吴继承吴嵩年的南大街105号和54号(见证据17、证据20第四页),除水东街54号以外,其它房产从未经分割,这已为双方不争之事实。
   被告在答辩状中辩称:房屋早在1941年就由吴濯庭作了分割,因当时其已有三子三女,故分得居住管业的房间最多,计八间一厨。在今天的法庭调查中被告再次作如是说。我们向法庭提交的大量证据证实,被告的这一辩解纯属谎言。
   从情理上看,依长汀的风俗习惯,要分家析产,都是由亲房叔、伯共同见证、立分关簿,将各房分得之财产登记得清楚明白,而且均是对所有的财产进行分割。而1941年时吴濯庭便拥有上述六处房产,因而不可能仅就水东街54号进行分割。
   从证据上分析,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用于证明1941年已对水东街54号进行了分割,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也未证实分割之事。反之,被告方的证人吴大康确证实:吴家过去没有分家析产(见证据19),尽管原、被告均承认自1941年始,已分为三家各自谋生(见证据20),但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分家析产。原告方证人梁井金(见证据3)、李炳荣(见证据6)、曾庆鸣(见证据7)、吴大鑫(见证据15)、戴荣模(见证据16)均证实讼争房未经分割。此外,原、被告双方在1966年社教时均填写成份申报表:“有自住房屋半所。”而魏辅庭所填写成分申请表亦称:房屋已分给二个儿子各住半所(见证据20),这从侧面证实被告的所谓1941年已分割之说不真实。若1941年被告果真多分得房产,也就不存在“各有房屋半所了”。
   就事实而言,被告曾试图以其子女多来说明其1941年分得8间1厨的理由。现已查明1941年被告仅有三子一女,而该女被告亦当庭承认于出生后不到百日便已送人(见证据20第2页),也即,当时被告仅有五口人,而原告当时同样也有五口人(其中原告吴永方的胞弟后夭折)。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水东街54号于1939年6月已被日本习机炸毁(见长汀县志第一册(大事志)第27页),证人吴大鑫的证言(证据15)、戴荣模的证词(证据16)以及原告之父吴子衡于1957年写的亲笔自传中的记载均证实了讼争房被炸毁之事实。而被告今天亦当庭承认了这一事实。吴家诸人在房被炸后,举家迁居至新丰街典入的郑屋居住,直到1945年才迁回讼争屋居住,而水东街54号实际上是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才重新建成(见证据9、15、16)。因此,原、被告与吴濯庭夫妇分家各自谋生实际上是在新丰街的郑屋,1941年时水东街54号仍是空地,按被告的说法,必然是对宅基地进行分割,这显然是十分谎谬的。
   二、 讼争房产属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
   如上所述,讼争房迄今尚未分割,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视为共同共有”。在本案中,吴濯庭夫妇死后,原被告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反之,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表明双方为房产分割之事,长期争吵不和,甚至发展到打架,而讼争的六处房产均未经分割,因此本案讼争房产均属于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又查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1987)第12号“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因此,本案系对双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析产、分割的纠纷。
   三、 关于被告单方赎回新丰街104号的问题
   前已述及新丰街104号系吴濯庭之遗产,因而也属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文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被告已当庭承认其单方向官梅生赎房,证人官梅生、官炳旺证实吴日新并未征得原告方同意而单方取赎(证据2、21)。被告吴永源当庭承认事后原告曾“侧面”提出要求支付一半的赎房款。事实上原告对被告单方赎房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均是不同意的。早在1982年原告即正式向长汀县法院起诉,指责了被告采取欺诈手段单方取赎的做法,要求平分新丰街104号之产权(见1982年诉状,证据14),至于被告的证人严玉书并未证明什么(见证据22)。本代理人认为:被告单方赎房应视为代表共同共有人原告所为,依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0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之规定,新丰街104号房产权理应由原、被告双方平分。原告应支付被告475元,同时被告应将自1982年赎回新丰街104号房产出租所得租金的一半返还给原告。
   四、 关于被告主张多分房产的问题
   继承法第13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继承法》第14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因而主张多分遗产的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二则必须是继承人。至于其他人要分遗产则须是扶养较多的人。
   被告为了多占房产在答辩状中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编造了吴永源于1964年至1967年与魏辅庭共同生活的谎言。证人梁井金(证据3)、官炳旺(证据21)、戴汉声(证据5)、李炳荣(证据6)、曾庆鸿(证据7)、罗玉华、官秋林(证据8)均证实:吴永源从未与魏辅庭共同生活;被告方证人汤泽生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被告之附件4及证据24)。例如,原告自已说他1964年开始与魏辅庭共同生活居住,汤泽生在1990年2月的证词中说是“1963年结婚后同祖母共同生活居住”,而1990年7月25日又说是1961年或1962年的事。汤还说,魏辅庭是在后栋楼上或楼下居住,而实际上她一直都是在前栋楼上居住直至去世。汤还承认此种说法是“自已的看法,是解释”。被告之附件5“程府狗屡妹”的证词更是一派胡言(证据23)。查长汀社教工作团1966年12月24日制作的“阶级成分申报表,编号17”第58页记载:“关于评定吴日新商业资本家家庭成分的报告”:“母:魏辅庭现分居,这次评地主”。第222页:“关于评定魏辅庭地主家庭成分的报告,魏辅庭——她现在一个人生活,与子吴日新分居,她现有房屋五所,每年收租金180元”。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根本不存在吴永源与其祖母共同生活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吴永源夫妇与吴日新分开生活的真实原因乃是,“丘慰清与永源的妹妹口角,进而与其婆婆口角(证据23),并非如被告自称的那样“照顾和赡养,老有所靠。”而且,当时永源夫妇工资低微,1964年又生了孩子,而魏辅庭则每月有50余元的生活费,这正是她不愿意与子孙一起共同生活的真实原因。
   吴永芬每月有寄5元给祖父母,年节则寄8元倒是事实;吴永方则每月有寄10元给祖父母,永升则断续有给祖父母3至5元。但这仅是晚辈孝敬老人的一点心意。事实上,也远非魏辅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证据表明:魏辅庭当年有固定租金收入每年至少180元;1961年卖水东街60号得款数百元;1962年出典南大街9号得典价300余元;1961年将新丰街92号转典得款1860元;以上三项合计至少得款2600元;平均(1961-1967)每年有433元,外加固定每年180元租金收入,其一个人每年有610元,即每月平均有50余元的生活费,而当年大米仅9分一斤,由此可见其生活完全由自已解决措措有余,而且生活水平之高远非其子孙家庭可比(证据20)。这一事实本身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其愿与子孙一起生活的心理。
   此外,被告还辩称:吴濯庭、魏辅庭的丧事均由吴日新一手料理,经济上绝大部分由其承担。1972年迁坟原告不予料理。而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12足以证实,无论是丧事,还是迁坟的费用均是两房平分的,事实上这些费用也是吴濯庭夫妇的,以致在最后结算时,两房人还各自分回4。90元。证据10证实迁坟之事并非如被告所言,当时永方在武汉工作,永升则在农村中学,故永升从农村特请了工人到城里来迁坟,只因其舅母的坟马上要被清除,故待迁完其舅母的坟再去迁祖父母的坟时,发现已被他人迁走(证据10)。因此,被告指责原告虐待祖父母毫无根据。
   五、 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障碍
   被告在其答辩状及今天的法庭辩论中反复强调,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如前所述,本案讼争房产实际上在吴濯庭及魏辅庭去世后便已由原、被告双方共同继承,从性质上讲已成为双方共同共有财产。由于迄今未作分割,故谈不上谁侵权的问题,当然时效也就无从谈起。有关此点,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已有明确规定。而且实际上自魏辅庭去世后,原、被告双方纷争不断,有案可查的原告已于1977年、1982年、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先后五次正式起诉,请求法院主持分割共有财产。我们向法庭提交的吴永方给其母及吴日新的七封信(1981-1984年间),亦可证实双方一直存在纠纷,至于口头要求更是不计其数。因而被告的所谓“原告从未有异议”之说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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