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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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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王永瑞老人

    在这个蕓蕓众生、千人千面、百人百性的大千世界,每一个人的人生命运都很难由自己掌握,尤其在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度内,本来很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了,本来很正常的事都面目全非了。个人的命运只会随着专制统治者的品质优劣而变化,其人生生存方式则完全由统治者的喜怒哀乐的变化而决定。我,这样一个为国为民从警十八年,因忠于职守,多次立功受奖并二次身负重伤,历经八次手术终于落下了终身残疾的警察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违法人员”和“犯罪分子”,从而到处流浪颠沛,并在流浪颠沛中饱览人生的情趣,尽尝世情的冷暖,给自己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记忆,一个又一个的诅咒与缅怀……

一、一位老人

    在这里,我要深切地怀念一位老人,一位与我人生有缘并深刻地影响过我的老人,一位真正中国人意义上的优秀老人,他就是王永瑞老人。

    王永瑞,山东省荷泽市人,生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教师出身,于二00四年三月不幸病逝,享年九十岁。他,也是我的朋友王丹的外祖父。

    但是,我对老人的缅怀绝不是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外祖父而感情用事。像我这么一个出生入死多少次的强硬汉子从来不会感情用事,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打动我的感情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对待人生真善美的态度和对这个社会的奉献精神。除此之外,都不会使我大动感情。因此,当我惊悉老人在今年三月不幸病逝的消息后,我掉了泪。在涌动泪水后面的感情世界里,我再一次重现了老人的形像及与老人接触期间的画面。

    记得那是在1997年的十月份,我在被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以“支持动乱,向动乱分子捐款”和“结交不应该结交的人”为由宣布辞退后,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人民警察辞职辞退办法”中的“因公致残”和“负伤正在进行治疗的不得辞退”规定,向省厅、公安部提出复议和申诉。但是,在政治高于一切,从来都不讲人道和法规的官僚衙门内,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如泥牛入海,我只有拖伤带病,边流浪边申诉。当时在北京公安部走访无果后,我找到了王凌云老师(王丹的母亲),向她诉说曲哀,王老师很是同情我,她看我很苦闷,说让我到她的老家山东荷泽市的她父亲的家中去玩几天散散心,我欣然应允。就这样,我坐火车来到了山东荷泽。下车后,王立超(王丹的表弟)把我接到了家中,家中只有一个老人,立超说这是他爷爷,他们爷俩在一起生活。我一看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便问他有多大岁数了。老人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话告诉我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我说:“不像,看起来只有七十多岁。”老人问起了我的情况,我说是王丹的朋友,原来在公安局工作,因向绝食学生捐款等原因被公安局辞退,但我是在公安战线致残并正在负伤治疗,正在依法申诉。老人看了看我已致残的左眼和刚受伤不久尚在浮肿的右断腿,叹息地说道:“唉,这么重的伤怎么还能被辞退呢?这法律还有什么用呢?”我说:“您这更能看到我们追求民主法治的重要性。”老人说:“天不早了,吃点饭去吧。”他转而告诉立超说:“立超,家里没有好吃的,带郭同志到外面去吃饭吧。”我说:“不用了,家里有啥吃啥。”老人说:“不行,不行,一定到外面去吃。”我劝老人同去,老说他自己在家随便吃点就可以了。无奈,我便和立超到街上去吃饭。记得当时,我囊中羞涩,再加上立超不让我掏钱,在饱餐了一顿自助餐后,由立超付了五十多元钱。其实,那时立超没有工作,生活也很困难。吃完饭后,回到家中和老人又聊了起来。老人讲他在解放前就做教师工作,在荷泽一中教历史,王凌云老师他们夫妇都是他的学生。他向我讲述了历经抗战和三年内战的动荡流离生活之苦,同时又不无感慨的讲到了所经历的中共建国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看到了凄惨景象,记得老人不无痛心地说:“你说这中国人咋就这么命苦!”我看得出这位历史老人是动了感情的。我说:“我是在中共建国后长成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只是中共的科教书上的。历史事实的被隐瞒,被欺骗已经养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愚昧无知,看来很难得到纠正恢复。”老人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终有一天能得到证明。”我看到老人桌子上放了许多写满了字的稿纸,我问老人:“是你写的吗?”老人说:“是的,这是我给王丹写的我过去的回忆。王丹在锦州监狱,我去看他时他说叫我写一写过去的事他在里面好看着充实自己。这不,我已写了不少。”老人指着已写好的一堆稿纸告诉我。我真没想到老人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强,视力还是那么好。当夜,我久久未能入睡,思考着老人讲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起来后,我出去买了一些早点,一进院子看到老人正在用扇子扇着茶炉子,烟雾缭绕呛的老人直咳嗽。我忙走过去帮他,老人说:“不用,已经着了,我给你熬点稀饭吃,去去火。”顿时,这位清瘦的老人一下子在我面前变得高大起来。我感到了无比的亲情友情之火在烘暖着我。老人还很善于活动,交往。每天都要散步几里路,来找他玩的老人也都是他过去的同学同事。有一次,一位老人去找他给他带去自己家蒸的包子,老人家非叫我品尝一个,至今那包子的余香挥之不去过了三天,我和深圳的朋友马少方联系上了,少方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说:“你跟共产党讲不了理,别说你有伤他不管,就是杀了你又怎样?历史上被杀了多少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让我去深圳谋生。于是我向老人辞别,老人依依不舍的说:“跟你拉呱才有意思,以后再到这来玩。”我说:“我一定会再回来看望你。”和老人分手后,立超把我送到了汽车站。

二、第二次见面

    和老人第二次见面,已经是2001年的事了。

    二00一年元月二十二日我走出了中共为我构陷的二年冤狱,次日便是大年三十。我在向王凌云老师报平安并问候春节时,问到老人的近况,王老师说老人身体很好,还常念叨我,我说一定去看望他。在五月份,我去北京公安部上访,专程经荷泽去看望老人。看到老人身体依然是那么硬朗,其为快慰。他问到我近几年的情况,我把分别后到深圳、上海等地谋生被强行遣返徐州,又因为农民上访受迫害呼吁被中共政治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二年等事向他简要叙述了一遍。老人同情地望着我说:“这么说你又受罪了,真是好人难做啊!”我和他谈起王丹去美流亡之事,老人感慨地说:“恐怕我很难见到他了。”我安慰他说:“自古以来,在这个专制社会内,历朝历代都有多少爱国忠义之士被害得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只要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这种现象就不会消除。”老人说:“我这一辈子看了不少,经历了也不少,就是没看到真正的变化,真希望中国人再不要互相残害,政府就不能对人民宽容点吗?”我说:“希望政府宽容是不可能的,只有人民觉悟了才制约政府和建立一个制约政府的制度,我们会为之而努力。”谈了二个多小时,已近傍晚,由于我要赶晚上的火车,便告辞离去。临去时,老人要我多注意,并嘱我有机会再来相叙,我答应会再来看望他。

    由于二00二年又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被取保后审一年而不得离开徐州,到二00三年才有了自由。是看中秋节前,我打听到老人在老家乡下居住,我便赶往荷泽来到乡下一个叫赵王李的村庄,老人住在老家的儿子家中,也就是王立超的爸爸家。一个小四合院很是幽静,老人独居二室,很是干净。他见到我十分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上次来连顿饭都没吃,这回你可得多住几天,咱们得好好拉拉。”我说:“明天我还要去济宁会见一个朋友,今天看到你仍然很健康,我很高兴,也就不多住了,以后会常来看你。”他告诉我到明年十月份是九十寿辰,我说我一定来拜贺。他说:“欢迎你来。”老人依然是显得那么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交谈期间,他拿出了鲍彤先生的一篇关于中国改革出路的文章,说:“鲍彤先生说得很好,中国共产党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外面的力量打不垮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自己毁掉自己,这和当年蒋介石在失败时讲得一样,就是,不是共产党打败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看来,确有道理。”我说:“共产党是靠实事求是起的家,它今天已不再实事求是,篡改历史,歪曲事实,脱离人民,报喜不报忧,假大空必定害了他们自己。”老人强调说:“特别是对历史的不实事求是更严重,譬如说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当年是国民党政府正面抵抗日本,仅国民党的将军就死了一百四十多名,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军,就死了一名左权将军,怎么能和国民党军队的牺牲相比呢?”说着,他又找到了一本《炎黄春秋》,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抗战的文章,说明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作用。”我接过来一看果真如此,我顿时为老人的认真负责精神而肃然起敬。老人还向我讲了二句民谣,说蒋介石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毛泽东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细品起后确感到有道理。就这样,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晚饭后,又聊了一个多小时。近十点钟,我劝老人休息,可老人仍不见疲倦。

    次日上午,我因去济宁会见一个朋友便提出告辞,老人不让我走。我说到明年十月份过九十大寿一定会再来,老人高兴应允。他还踏着泥泞的路面执意送我出院,来到大路上,然后与我握别……

三、最后一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想在今年十月份为他祝贺九十大寿时,突然在王丹的信中得知,老人已于今年三月不幸病逝……

    唉!天不予寿,人能奈何?!虽然已步入九十高龄的人已算没有多少遗憾了,但遗憾地是老人对历史的认真,对未来的祈求仍难以使他安眠,他那对中国人饱经忧患的担心仍在高悬,我不知道如何祭典老人,我只知道那一字字、一句句对历史的见证使我难以忘却,我只知道那颗对受伤者善良的心使我倍受感动,我只知道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烟雾缭绕中咳嗽着为一个流浪者“去去火”在煎熬着稀粥是何等的不易和充满着什么样的感情!

    懂得了这些,便懂得了老人,懂得了历史,懂得了自己如何去走好未来!

    如是,则为祭!

北京之春200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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