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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成就了“北京第一贪”?

   

[特别评述](博讯2004年9月11日)


   
    据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2004年8月20日“北京第一贪”被“正式公开逮捕”,一个横行京城长达10多年的巨贪,被强力浮出水面,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兼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毕玉玺,因涉嫌收受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巨额贿赂,被开除中共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刑事责任。报道称,毕玉玺成为50多年以来迄今为“北京第一贪”,是经历了自中国官衔最大的贪官陈稀同及其之后6任中国首都北京市市长、“红遍”10多年时间而不倒。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古时“一代皇帝一朝臣子”,而今天的北京市换了6任市长、10年多时间,怎么就堵不住中国首都、“北京第一贪”爆发呢?其实,这暴露了中国长期50多年至今依然在奉行、没有任何变化的行政体制问题的一大漏洞,既暴露了中国党政内幕批权、不能见“阳光化”——“任命制”的腐朽与没落、是中国社会制度对“公共权力”50多年长期根本无奈、没有国家与社会生态制衡环境的必然结果。
   

    毕玉玺,要不是这次“创造奇迹”把中国“京城”的天捅了一个窟窿而翻船,他的官运通常有两种必然的结局:一是把交通局副局长坐穿、继而堂堂正正的做北京市交通局的“第一把交椅”,这是最糟的一种可能;而另一个可能是因“首都公路建设英雄”而当然升迁,升迁至北京市副市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去(这些位置相当于中国副省长一级、中国国家副部长的行政级别)。而对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通常这种级别中国行政官员,“升上不去,就一定要下去”,10年的副局长既没有“升上去”、也没有“掉下去”,这本身就是中国官界、绝对的一个“奇迹”。但既然是首都城市建设的当代“英雄”,又是“副局长”10年原地踏步走,甚至连“功劳”“苦劳”“英雄”都没有体现?按照中国流行的说法:“不在乎永远拥有,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么毕玉玺却是中国2000多万官员中、最风光、出奇精彩的一个。
   
    毕玉玺起家于中国最大的贪官、陈稀同从市长、升迁到书记、政治局常委的年代,按中共一贯的“阶级斗争”策略,他早就会被株连而“清洗”掉,但毕氏不但经历了陈稀同、王宝森的多事之秋,而且还经历了北京市贾庆林、刘淇、孟学农、王歧山等6任市长执政组阁的年代。这种一连10年,同一位置上“政经合一”(副局长、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都长期为一人)的官照做,权在握,为毕玉玺巨贪提供了当然生长、发展的生态环境。一片丰沃的土地,除了庄稼要生长之外,杂草、毒草等都要生长,而只提供厚实的养料,不产除去杂草,10年不灭的毒草怎么不长成参天的大树?毕玉玺在中国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一蹲就是10年,不仅在中国2000多万官员中令人匪夷所思,就是在全球法治国家官场也都令人震惊!
   
    北京市10多年来的城市交通建设真可谓“翻天覆地”,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等建设的辉煌,也连接着毕玉玺10年“首都公路发展公司”的成就与政绩。据资料显示,近10多年以来,中国首都北京市每一年投入城市交通建设的资金达高200亿—500亿美元左右(每一年约2000亿—5000亿人民币不等),而从毕玉玺负责建设的北京城市道路五环路、四环路等来看,每一年从他手中流进、流出的资金就有数100亿之多。就此有学者深刻的分析道,仅一次从毕玉玺一处家中就搜出1000万人民币现金,这对每一年数100亿流量的庞大资金来说,真是再自然不过的小菜一碟了,而10多年不说毕玉玺才受贿赂6000万人民币(甚至连塞进牙缝里这点都不如),每一年就有数100亿资金,10年就是上1000亿,不用任何贪污、贿赂的手段和方式,就从毕玉玺为党政、法人代表的“一把手”手里随便“过一下”,让这上1000亿元过过银行的“利息”门坎,也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利息”留下积累,仅“利息”这10多年时间也不止上亿元人民币吧?
   
    6000万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当代中国是腐败盛行,在近20多年以来有800多万贪官(中国近20年来,每一年受到反腐败机构立案、依法惩除者每一年有20——50万人不等),据中国南方出版的时政期刊《南风窗》(参见该刊2002年总第216期《吕日周的时代意义》一文,作者马立诚)引述《中国改革》杂志(注:改刊为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媒体)发表文章披露:中国每一年贪官腐败总额为1.5万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也就是中国全国一年出口创汇额的80%以上缴给了腐败和贪官。据中国官方媒体2004年7月18日报导: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比上一年增加80万,这是2004年7月17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最近在一项扶贫工作座谈会中透露的。以2003年中国“贫穷人口”即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的标准来计算,中国若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消除了大多数腐败现象,那么2003年,中国将根本不可能新增加80万“贫困人口”。
   
    若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产除、杜绝中国党政的根源性腐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聚集的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2003年,中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4万亿美元)3倍的财富,中国将是一个没有“贫困人口”、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那么,是谁砸了中国总数超过3000万“贫困人口”的饭碗呢?是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是一党独霸的国家生态环境,否则不改变这种社会不公和源头的腐败,中国奔小康将是画饼充饥。巨贪毕玉玺腐败案,再次为中国社会拉响了党政腐败、难以遏制的“世纪警报”。
   
    毕玉玺腐败案,已经不是中国通常认为的那种腐败,而是突破了中国至今50年多年以来、所有理论与实践的概论,不仅暴露了中国政制——内部“任命制”、50多年的绝对漏洞,同时还反映出中国党政因体制而倍出的前腐后继、行政生态环境等的空前严峻是一种规律性的必然趋势。中国政界素有一则非常流行的“谚语”叫:“山高皇帝远”,然而就在中国“皇帝”的鼻子底下,长成天量腐败的毕玉玺,且在10年时间、更换了中国首都六任北京市市长,还是根本无法阻挡的腐败当然爆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堵不住“北京第一贪”创纪录的爆发?据检索,做为个人腐败的一例个案,6000万元人民币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至今的之最。10多年岁月,成就了“北京第一贪”——毕玉玺,这已经完全不是毕玉玺本人“道德品德、思想腐化、世界观问题”所能够历史阐释。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在一个、又一个正常到来的“春天故事”里,在适合的“温度”和“湿度”之下,要让一粒、又一粒正常的“种子”不发芽、不生长、不开花、不结果,在这人类地球上到底有多大可能?能让一个、接一个的春天不要到来吗?在当今世界所有“正常”的天地之下,谁可以让有“湿度”、有“温度”滋养的“种子”不发芽生长、不开花结果呢?在今日世界,若有良好的生态、生长的环境,没有种子的发芽、生命的延续,没有生命的诞生,那才是“人间”的一大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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