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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玲:骆兆平书海求索终不悔——访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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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献策“远交近攻”的范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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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共产时代中国价值取向探索

   我退休后为教育后代继承传统,起草了一篇《家史》。可是就连这篇 向一个家族成员谈家史的文字,共产党的公安在五次抄我家时也不肯 放过,抄走了原稿。所幸的是1999年与朋友交流思想,寄出几份手抄 稿,蒙金波有心,将它整理出来。

   几位较接近的友人对其中一些观点持不同意见。这是非常好的事,有 不同观点摆出来讨论,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因此,今天我借此 机会,再谈谈自1998年写此《家史》以来这几年间的一些新的认识。

   本来应将它跟《家史》放在一起,可以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 但此“家史”是对一个家族的晚辈讲的,况且在世的四代人中,我辈 分最高,行文中难免带有教训的口吻,会让局外人产生不舒服的感 觉,所以还是不放在一起。好在它已发在《博讯》网站,感兴趣的朋 友可上网浏览。

   随着共产文化奴役的深入,我对一些人认为的“封建糟粕”:“三纲 五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越来越觉得宝贵。现 实中国最最缺乏的就是我们祖先的传统道德。比如我的孙女虽然现在 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贵族小姐”般的生活,每次吃饭都要开小 灶,但由于她母亲在她四、五岁时就抛下她去追求新的幸福了,她从 小失去母爱,性格怪僻,啥事都不懂却无法无天,女孩子家骂不离 口,对家里人不仅没有亲情,却总是持敌对情绪;再比如邻居家刚刚 上幼儿园的孩子对外祖母那种颐指气使,俨然是一个小皇帝。最近我 在等候理发时,与一些老人聊天,他们说现在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千 奇百怪,子女、孙子女打骂父母、祖父母,甚至杀父母、祖父母的事 层出不穷。这些无不与传统失落、道德堕落有关。这一切都是被共产 党的学校教育和社会上的坏风气给教坏的。

   记得上世纪6、70年代,由于共产党输出革命,印尼大肆排华,抢、 烧华侨商店,杀侨胞,关闭所有华文学校。可是苏哈托开办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学校,从娃娃开始就教育他们如何搞恐主义,结果今天不仅 印尼人民,而且全球民众都尝到了恐怖主义的苦果。

   在中国,那个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教育,范围更大,人数更多,时间更 长。从幼儿园到所有小、中、大学都实行共产党的奴化教育,全国13 亿人中起码有十亿以上,好几代人(60岁以下的全部。60岁以上的人 也有不少)受了共产党的愚弄。焦国标教授在《中国有400万个宣传 部》一文中说(共产党制造出)“中国有十亿个萨达姆”。所以有良 知的学者惊呼,少则百年、甚至要200年才能肃清共产流毒。

   这个共产恐怖如果任其蔓延,后果会远远超过今天的恐怖主义(仅在 2005年发生的暴力镇压,就已看出它的端倪)。遗憾的是有些西方国 家的政客看不到它的危害性,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暂时的经济 利益,背叛《人权宣言》,出卖良知,与这个共产独裁政权打得火 热。这是极其危险的。

   要1、200年才能肃清共产党流毒,这是个长远计划。但作为我们这一 代人,摆在面前的迫切任务,是与共产党争分夺秒争夺教育下一代, 不能等待。我想,在我们圈子中的朋友,对共产党必然灭亡、邪恶的 共产文化一定要清除这一点应该基本上有了共识。但是,清除了共产 思想之后,用什么思想来取代?恐怕考虑的人不太多。这也许是专家 学者的事。但对于一名反抗专制的人来说,如果不看得远一点,会产 生“共产党一旦垮了,中国没有人领导得了”的糊涂思想。

   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进行无神论灌输,他们以无神论为荣,宗教信仰 似乎成了一种罪过。而在西方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有上帝主 宰、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中国又不是君主立宪国家。只要看看世界上尚存为数不多的几个君主 立宪国家,国王、女王、天皇的权威让这些国家的民众顶礼膜拜,同 时这些国家大都是富国、强国,他们的道德境界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人。

   共产党为了愚民,总要搞个人崇拜,什么毛思想、邓理论,江泽民弄 不出什么名堂就搞了一个“三个代表”,胡锦涛上任伊始就讲“新三 民主义”。这些东西早就被老百姓唾弃了。在民主国家,好象没有听 说有这种名堂;即使搞了,也没有人会听他的,更不会将它作为“行 动指南”,相反会在媒体上揭露他的丑闻,什么水门事件啦,伊朗门 事件啦,莱温斯基性丑闻啦,等等。所以,共产党垮台以后的中国, 只要换上的不是一个新的独裁者,那么要搞民主就要彻底摒弃共产党 那一套。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共产后的中国,用什么来取代它呢?早在上世 纪初就有人提倡“全盘西化”,事实上没能行得通。比如拿美国来 学,它是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国家,全国有60%的人信仰上帝。 在中国据说也已近一亿人信耶稣,但离13亿总人口还差得很远,我们 总不能用共产党反对宗教的办法,强制民众来信仰耶稣吧。我本人在 卅多年前也是一个狂妄的无神论者,这是共产党式的无法无天的狂 妄。到今天我虽未皈依宗教成为信徒,但我绝对尊重别人的信仰自 由,且交了不少宗教界的朋友。我也决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 “国情论者”。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学,如西方的民主,但这毕竟只是 制度层面上的。在思想层面上,当然西方有比中国更先进的价值观。 不过要拿来立即见效,不见得那么容易。所以我说最有效的、最现实 的、最方便的是请孔圣人出山。最近胡星斗教授呼吁将孔子的生日定 为世界教育节:“孔子的思想可以作为今日世界建立道德秩序、信用 社会、君子立国的宝贵精神资源。”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 现代化》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主宰了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三纲六 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 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古 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 父,至尊也;夫,至尊也……曾国藩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 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也许这正好中了共产党的 下怀,为它的专制、一党独裁提供了根据。我之所以借用这些名言, 就是认为,要想恢复己被共产党破坏了的道德,就必须用中国的传统 道德来矫正共产邪恶;而不是要回到帝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高 于一切,剥夺妇女和年轻人的自由,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在共产党 临将灭亡前后这个关键时刻必须来点“矫枉过正”。接下来就应该借 用西方的各种先进制度和价值观。这才全面、完整、有效。也许会有 人批评这是“思想混乱”,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借鉴西方,让人无所适 从。说句老实话,就我这一点点知识,根本谈不上理论,而注重应 用,是针对现实说说自己的看法而已。

   我与严正学先生通信时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共产党罪恶历史的见 证人,尽管共产党费尽心机地‘洗脑’,却无论如何无法把它的罪恶 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让后人牢记 共产党的罪恶历史,而您的《路漫漫》则是活的、最生动的教材!” 严先生的九集传记性长文《路漫漫》中,虽然没有引用孔子和古代杰 出思想家的语言,但自始至终都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一种与罪 恶的共产邪理格格不入的思想,与道德堕落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正 气在严先生身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被共产党所不容,经受了那么多苦 难。象严先生那样的经历,在中国太普遍了,所以活教材家家都有一 本,因此在思想教育上用不到舍近求远向国外去学,这是一;其二, 思想、道德是活的,千变万化,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不象制度相对稳 定,引进一次至少可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即使这个短命、反动的共 产制度,在中国已存在半个世纪,所以继承传统比外来的方便见效; 其三,道德又是一个楷模,如在一个家庭,家长是一个表率,这位家 长讲文明,严以律己,这个家庭的子女就会知书达理,懂规矩;反 之,这个家庭为社会生产制造了流氓、恶棍;推及到共产党内有了 毛、邓、江这样的道德品质极坏的老恶魔,这个党就顺理成章地产生 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恶棍,重灾区是警察和政府官僚,共产党己堕落为 黑帮组织,成了塔利班一样的恐怖组织。既然是楷模,就有一个活的 榜样摆在那里让人对照学习,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连外国 人的模样都没见过,怎能学好国外的先进思想。即使大都市的人,天 天见到老外,也不会知道外国人的思想,必须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有 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才能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就更说明了传统 道德的优势。

   中华文化已有5,000年的光辉历史,而孔子时代距今正是这5,000年中 的一半,前2,500年也是孔子最为崇拜的时代。可以这样说,孔子的 思想是覆盖整个中华的大树,庇荫着整个中华大地。可是共产党象一 群蚍蜉、小丑那样妄图撼动这棵大树,它不自量力,妄自尊大,独尊 马列封杀百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大加杀戮。被它横遭杀害的优秀 的中华儿女千千万万,最著名的代表有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 新……

   现在已到了彻底清算共产党罪恶的时候了。从思想上肃清共产流毒是 最最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建议用传统道德这个看得见、似乎也是摸得 着的“东西”着手,比较现实、有效。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和朋友们讨论切磋,请大家不吝指教!

   【附注】

   1、我的《家史》写于1998年8月19日的第一次受难卅一周年记念日;这篇拙文选在第二次受难日的五周年。我的用意:要记住这刻骨铭心的日子,在我们这个圈子内的朋友,几乎百分之百的朋友都有一段痛苦的、无法忘怀的经功,将它记录下来,时时提醒,也是一种很好的传统教育。

   2、1998年8月19日也是我第一次受难卅一周年纪念日──我在上海铁路机务段被本段造反派“送瘟神战斗队”的一批打手殴打的日子。1967年8月19日那天,我两次被殴打。第一次,由于当时门口挤满了围观的本段职工,打手们生怕引起公愤,不敢打出血淋淋的场面。第二次殴打时,他们关上大门,把我剥光衣服,按在地上,踩着我的头和脚,用皮带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晚上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得以逃脱,通过外滩“上海市革委会接待站”介绍到一家市立医院治伤,否则命都不保了。这是“文革”初期上海铁路造反派冲击公、检、法的所谓“ 8.18”“革命行动”。第二天,在全上海铁路系统20,000多职工中大开杀戒。我是在机务段3,000多职工中第一个被打的人。现在想想,觉得那群打手也很可悲。他们在“文革”前和“四清”中是挨整的对象,“文革”开始后被毛泽东、共产党利用,“夺权”后也学共产党那一套,搞专制,白色恐怖,到处搞打砸抢,到最后还是被共产党镇压下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今天的民主派朋友,要吸取这血的教训,在思想深处彻底与专制决裂,千万不要象那些人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过路客。但是,现在觉得,我那次挨打比起2001年1月15日被共产党抓进监狱,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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