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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兼驳张玉祥君《说话与做事》

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兼驳张玉祥君《说话与做事》

   一

   很喜欢一句话:搔痒不着赞何益,入目三分骂亦精。与其虚夸,不如实骂,盖受虚夸无益进步而被实骂有利于警惕、提高、改正也。但对有一种批评我很不以为然,那就是指责只说不做,有言无行。“出山”以来受到最多的指责也恰恰集中在这里。不少熟人生人在向我致敬的同时往往质疑:靠写写文章骂骂党有用吗?日前有个诗人写了首《网络政治诗人有感》,诗中斥道:“弥天口舌成何益,满腹牢骚空自烦”。

   

   有个叫张青帝的“网络名家”这样描写他眼里的“民主人士”:“如果某位精英在街头看到一位失学儿童在乞讨,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帮助这位可怜的孩子(他们不能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十几元上网费施舍给别人),而是立即跑到网吧,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写成帖子上载到论坛,然后就是感叹世风日下啊,人心不古啊!接着鼓动网友讨论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失学儿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一致得出结论:政府有罪,执政党有罪,这个执政党应该被推翻,国家主席应该由我某某人来担任。当然,这段话仅仅是针对某些精英所作所为的形象概括,并不意味着确有其事…”,并说“东海一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张青帝《我和东海一枭的恩恩怨怨》)。

   日前张玉祥君写了篇《说话与做事》,也指斥“我们很多人只说不做”。文中写道:“理论的东西我看有水良,有晓康,有一枭,有哲胜,有畹町,有晓波等人足矣。其他人要多深入民运,俯下身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光是坐而论之,我们还要起而行之。我们千万不能沦为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尽管玉祥君把我列入有资格从事“理论的东西”而不必“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情”的一小撮人之中,但我还是不得不严正指出,作者的观点是错误和有害的。

   二

   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长着一张嘴不是仅仅用来进食的,它还需要说话,自由地说真话。这个“坐而论道”的活计是每个人的天赋的权利,只要没有危害到他人和社会,哪怕说的是“狗屁胡话胡言乱语”,或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别人也无权干涉。

   言论自由乃现代民主的要义。追求民主,就是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受恐吓和不虞匮乏的自由。而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需要以自由言论去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不是仅仅靠写文章就能够完成的”,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说真话写真文,也是绝对不能够完成的。而且,靠玉祥君“钦点”的水良、晓康、一枭、哲胜、畹町、晓波等几个人写文章是远远不够、大大不够的,需要千千万万民众觉醒过来,发出各自真实的声音,言论才有望逐渐自由起来。

   言论和行动相辅互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思想、真话的力量也与时俱进越来越大。我在《自由之路》一文中说过:没有武器的日子,语言就是武器;不到行动的时候,言论就是行动。在专制社会说真话、写真文、批腐恶、揭黑暗、斥专制,不仅理论上思想上可以“启示国人教育群众”,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姿态,一种抗争和行动,就是在为民主事业添砖加瓦。亚?索尔仁尼琴曰,“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被动的“个人不参加说谎”尚且具有如此功效,多多的人主动地参加讲真话运动就更威力大增了。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似乎强大无比的苏共迅速垮台,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从厨房客厅私下场合逐渐走向公开场合的真话,不能不说是结束苏共谎言政治的重要的武器之一。

   三

   张玉祥要求民主人士“少说话,多做事”。多做事应该,少说话则否。什么“管用”,存在着很多变数。“一件实实在在的贴近群众震动政府的事,比一万篇文章都管用”,也可以反过来说,某些时候一篇实实在在的贴近群众震动政府的战斗檄文比一万件小事都管用。张玉祥一方面“非常肯定文章的战斗作用”,一方面又认为“理论的东西我看有水良,有晓康,有一枭,有哲胜,有畹町,有晓波等人足矣”,未免自相矛盾。

   “我们的很多朋友”,是“投笔从戎”还是以笔为枪,或者亦笔亦枪,尽可自择,不必别人来指手划脚充当导师;就是把写作当主业,也完全不必向刘宾雁看齐。玉祥君可以批评别人写的文章“不痛不痒”,但无权反对某人写文章也不宜苛责他人干什么。张玉祥引胡适要少谈一些主义多做一点实事之言,说明不了什么。胡适1918年7月20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在革命理论甚嚣尘上的特定时期。他提倡少谈一些主义,乃是反对革命,反对高谈社会主义,并非反对写文章,并非主张大伙儿“投笔从戎”。“多研究些问题”,离得开文字么?

   四

   人各有所长,各有所好,而如何追求民主实现自由,具体手段、途径、方法、方针、战术、策略,可以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条条道路通罗马,喜欢采取何种手段、途径、方法、方针、战术、策略,见仁见智,八仙过海,不必也无法强求一致。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各具胜长。炳章先生固然可敬,但他的路子毕竟不是反共的华山一条道。人人学炳章开展“武器的批判”,不可能也不现实,就象无法要求孙中山躲到租界“匕首投枪”,也不能要求鲁迅放弃他的写作去当政党领袖一样。有的人擅于搞“协调机构,互助机构”,有的人擅于“坐而论道”,都是“革命工作”,分工有不工,层次无高下。

   就象老枭,生平爱从“大处”、“高处”、“虚处”着眼,好务大怕务小,好务高怕务低,好务虚怕务实,最厌烦具体琐屑的细务杂事。当年在农村,枭爹枭娘怎么打骂都不能逼我下地干农活;后来在商场,小情人和老婆娘怎么鼓励诱导都无法让我对应酬、金钱、商务产生兴趣,在自己的小公司当甩手掌柜,干了几年,连甩手掌柜都厌烦,干脆关门。记得一位网友与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秘书长产生财务纠纷想让我当裁判,我的回答是:我严重缺乏关注琐屑小事的耐心。说来可笑,以前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我从来没弄清楚过。每个项目挣多少化多少,在我脑子里都是一笔糊涂帐,会计上报表,告我多少算多少。如果出远门带一笔钱化光了,回来枭婆问起,我从来没有一次算得明白的。

   对于现实政治,我更是毫无兴趣,当专制时代的官吏要出卖良知我当然没兴趣,做民主社会的官吏包括总统要真正为选民服务,我一样没兴趣。之所以奋起骂贼反共,乃激于一腔义愤耳,并非象很多人猜测的想积攒什么政治资本。所以我在《求求你们,别再夸我了!》中曰:让老枭出任什么文科学院院長、校長、教育部副部長及更高职位什么的,让大宗师当小公仆,就象让释迦牟尼去当小庙方丈、让达摩当体育教师一样,岂但大材小用、牛刀杀鸡?对于枭头而言,总统之冠都太小(总统师可以考虑,到时也要看我心情好不好),还谈什么部长校长院长?简直亵神渎圣嘛。我不干,他人总不能强披“黄袍”于枭身吧?这种奉献靠自愿,他人不宜勉强和苛责。

   不由得想起粱启超。1927年,一些“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一部分人、实业界人士以及南方军阀,还有粱启超的朋友门生,都希望把粱启超推出来,牵头“成一种大同盟”,但粱启超深思熟虑之后谢绝了。他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他认为“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粱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按照张玉祥们的标准,鲁迅粱启超们岂非都是“只说不做”、“纸上谈兵”之辈?

   五

   “自大狂妄,无知无品”当然不好,我也瞧不起。但自大狂妄未必就是无知无品,“自大狂妄”者及存在其它各种道德暇疵的各色人等也有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民主参与民运的自由。民主不过是世俗利益分配的一种较佳机制而已,就象波兰民主元勋米奇尼克所说,民主是灰色的。民运本来就不应该是道德清洗运动(当然也可以说是道德清洁运动,但这只是从自律的角度而言,不宜唱作道德高调去苛求他人),更不是王伦领导的梁山泊,它应该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事业和追求。

   所以,“把人生投入民运”当然高尚,“把民运投入人生”也未尝不可,“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又何尝不可?“民运本来很穷,没有多少财富资源,吃它是不会肥得流油的”,可见无“机”或寡“机”可投,有人上门冒险来“投机”,欢迎之不暇呀。须知“投机民运”总比投机专制好,“总以革命家自居”,总比以别的什么自居好,就象附庸风雅总是附庸恶俗附庸权力好一样。

   妄测动机的行为本身就有些无聊乃至卑劣。“贡献没有多少,却总以革命家自居,躺在以前坐过牢受过罪的功劳簿上等著别人尊敬,等著别人崇拜”,这种指责属泛泛的“猜心”游戏。“有的人甚至为某个领导人的一、两句表态而激动,显示出了极端的政治幼稚”,这种批评也很幼稚。民主事业,关键在“民”,一切都以此为出发点。如果某个领导人的表态有利于民众福祉社会进步,“激动”一下又何妨?

   六

   张青帝那个小混混的话我一直未予理睬,居然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他讲得不无道理,令我哭笑不得。那我们就来看看:如果有这么一位精英,在街头看到一位失学儿童在乞讨,就立即跑到网吧,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写成帖子上载到论坛,批评政府有罪,执政党有罪,这个执政党应该被推翻…,那么此人不仅是精英,而是十足真金的英雄。张三的“无耻抨击”恰显出英雄的高大来。

   在中国大陆,谁都知道政府有罪执政党有罪,谁都盼望着这个专制党早日转型或垮掉,但胆敢写成文章或在论坛上讨论的,万中无一,只有了不起的大仁大义大雄大圣的大丈夫才有胆识去做!至于是否“第一反应不是帮助这位可怜的孩子”,似不必苛求。而且根据我个人习惯,我相信这位精英当时的第一反应一定会“帮助这位可怜的孩子”,因大丈夫之仁包含了妇人之妇,大丈夫之仁乃妇人之妇的扩充。

   而仅仅出于一时的测隐之心“帮助一下可怜的孩子”,那是大多数人都做得到的,甚至一些发了不义之财的土财主暴发户偶尔也会发点慈悲做做慈善工作。妇人之仁自然也可敬,也需要,但还不够。只有进一步“养吾浩然之气”,发大慈悲心,才有望达到大丈夫之仁的高度和境界。好有一比:对于被强奸犯控制的人质,妇人之仁是端起一杯热茶给人质解渴,大丈夫之仁是操起一把刀子冲向强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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