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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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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

   蒋庆原则上并不反对“西方”民主,但认为儒学开出西方民主一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实质上“取消”了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蒋庆认为,民主是西方文化土壤中生出之制度,并非人类普世之共法。他写道:

   民主不只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产生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制度,因此,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职是之故,若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即与主张西化者无别(尽管新儒学认为民主是儒学的“内在目的”)。非但如此,实际上儒学欲开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实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儒学不可能开出与自己文化属性迥异的政治制度。(55页)

   老枭曰: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我明白文化乃制度的大背景,文化的养成比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制度层面更带有根本性。但是,文化的建设、观念的改变、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养成,也需要制度的创新配合和引导,需要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需要突破蒙昩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篱籓,让真正的先进思想文化获得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有适合民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让民众获得精神滋润和思想启蒙。文化与制度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创造、互相能动的。

   所谓历史文化背景对民主的限制不是“无限”的,不可动摇的。民主,以民主选举为核心要素,而民主选举不过就是人类定期“三公”(相对的公开公平公正)选举各级领导人的一种活动而已。至于具体制度形态,可以因国而异。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都属民主国家,他们民主的操作方式、社会发展形态大有岐异(同中之异),各有特色。

   民主的实现有难易迟速,但说某种“独特的文化属性”、“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和社会就是与民主绝缘,未免把它看得过于神秘了。日本、南韩、新加坡等国同属中华文化圈,文化属性、文化背景小异大同,而且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做得比我们好多了,台湾与大陆更是同祖同文,它们不都已民主化了吗?关于民主是普世的还是仅仅属于西方的这个问题,我在《民主不是西方专用品------反击芦笛系列》中已有很透彻的阐述:

   按亨廷顿的分类,现世界还有七、八种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非洲文明(亨廷顿定义文明是: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文明与文化常混用。文明与文化两者亦无实质区别)。西方现代文明,是世界七、八种尚存的文明之一。确实,民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最初出现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但作为一种精神和制度,却是全人类的。当人类设计、实验并普遍成功地落实了民主制度之后,由一人、一家、一党垄断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制度,就永远成了非现代、反文明、不道德的制度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就成了各个国家、各个社会、各种信仰、各类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价值,成了制度和政治文明的象征。

   不论信仰何种宗教,推崇何种文化,接受何种文明的浇灌,人性都要求人按照人的样子来做人,"把人当人看"。一切违反、压抑、桎梏、扭曲人性的东西,都必将为符合、维护、尊重、解放人性的事物所取代,现代人都承认,人是世界的中心、天地间最高的存在,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学术、道德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人的价值和权力高于一切。天上地下,唯"人"独尊。我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专制政权纷纷倒闭,共产集团濒临破产,这是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胜利,也是人性、常识、本能、自然力的胜利。

   民主制作为一种政治文明,与各种不同的宗教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文明)完全可以并驾齐驱,并且已成为各种文明共同认可的"基本文明",被大多数国家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罗尔斯把最高的善、道德的根源之类宗教或形而上学问题从政治概念中分离出去,以"交叠共识"之概念,来沟通和凝聚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的政治共识。

   至于蒋庆认为:要求现代儒学开出西方民主不仅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应该的,因为以开出民主为儒学的外王目标,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儒学有自己的外王理想,这是一种政治上儒学虚无主义的表现。(56页)

   老枭曰:一切现代的学术、政治乃至宗教,包括儒家或者儒教,其最后的、唯一的目的应该归结到“人”身上,而不应是别的什么,也不归于它们自身。人才是天地间最重要最珍贵的,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儒学的外王目标,外王理想,最终目的都在于人。只要有利于人的解放,人的权益,人的幸福,人的自由和尊严,没有什么是不应该的。蒋君囿于门户之见,一切以儒家为基点,眼界未免短视,心胸有些狭隘了。

   (三)、“凡政治秩序必同时具有此三重合法性的基础”

   详见附文:《己未能走路,莫嘲人不飞---与蒋庆先生做个怪脸》(首发2006、1《北京之春》)

   三、蒋庆对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

   蒋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而不是人类价值。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就不如此肯定赞成这些价值,因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着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个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348页)

   老枭曰:任何传统包括儒学复兴都不能违背现代社会基本的文明准则,儒家学说也需要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汲取融合外来文明,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在价值取向上不能悖离或偏离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蒋庆在这段话中,为了褒扬儒家传统价值而贬低普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刘东超先生指出:

   简要来说,在价值取向上,蒋庆过分褒扬传统价值的理想层面且贬低近现代现实价值,没能看到传统价值一旦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而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没能充分理解近现代价值的现实有效性和演进的可能性,没能看到从传统价值过渡到近现代价值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论证逻辑上,蒋庆实际上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在否认或降低自由、平等等现代性价值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在后文中蒋庆有更为清晰详细的说明,见该书366—374页等处)。其暗含的比较方式是:在中国社会需要的维度上,儒家理想比西方近现代现实价值更适用于中国。可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结论,以己之理想比人之现实的比较方式合理和公平吗?总之,蒋庆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教条”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在他的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类似说法。但是,由于他论证的无力甚至可笑不仅使这一意义大打折扣,甚至在某些人那里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刘东超:读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刘东超先生还指出:蒋庆认为这些民主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西方价值与儒家价值“永远都不可能会通融合”。(349页)这种观点的偏谬一目了然,使人不知所云或与常识性用法不符。他自己在该书中又自相矛盾地承认,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二者相互吸取对方的优秀成分以滋养自己则是完全可能的”。 难道后者不是“会通融合”的一种形式吗?难道非得二者完全成为一体才能算是“会通融合”吗?而如果承认后者的存在,又怎么能够排除二者完全一体化的可能呢?

   蒋庆说,圣人与凡人在现实层面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大,缺乏对普通人起码的尊重,有违平等原则。古今道德上能达到圣人标准者有几?道德高标准只能用来自律。以圣人的标准转而苛责于常人,很容易如心性儒学一样走向普遍伪善和“以理杀人”的岐路。

   四、蒋庆对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存在重大误区

   蒋庆先生在《政治儒学》中提出并表明了继承孔子的王道理想、汲取《春秋》公羊学中的政治智慧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创立中国式的现代政治制度等四个立场,对于前面三点我鼓掌欢迎,但在如何创立、创立怎样的中国式的现代政治制度方面,我意有异。

   原则上我不反对蒋庆君“革除了西方制度中民意独大的弊端,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功利化平面化特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儒家民主,不仅不反对,而且欢迎之不暇,问题是缓不济急,在儒家盛宴尚未开张之前,也请蒋先生别反对国人暂借西式点心填填饿瘪了的肚子,先把“功利化平面化、只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先追求过来,再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其余超越、文化的合法性。同时,不论儒家民主共有多少重合法性,都不能偏离民主宪政这一基本政体。

   真理过了度越了线往往会变成谬误。如果崇儒改制变成复古倒退,如果蒋家的儒家民主是要把儒教“捧”为国教,那老枭就要不客气地反对了。近蒋庆君在新作《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居然主张以儒学为“王官学”, 恢复儒家在政治层面的正统地位,要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恢复“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的儒教政治!

   他还主张: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意识形态经典;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同时有“下行路线”: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中国儒教协会”,作为完成中国儒教全面复兴的组织形态,拥有许多巨大的特征,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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