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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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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责骂孙大午?

   我为什么责骂孙大午?

   

   在《孙大午,知大丈夫之怒乎?》中我批评孙大午之怒发错了地方,发错了对象,发得太没档次,太没文化,太不儒家,太不大丈夫!有的人认为我苛责了,定下了一个连自己也未能达得到的高标准来强人所难(高标准固然,我达不到则否。“锵尔鸣时狐鼠震,浩然冲处鬼神惊”的老枭,理所当然是大丈夫也。没听过我对老江小胡对中共所发的怒吼么?呵呵)。

   

   确实,对于普通人而言,枭文用词颇苛陈义过高了。世间芸芸下士下愚,倘能够发出这种鞋套层次的怒已值得老枭刮目相看予以鼓励了。但孙大午冲冠一怒为鞋套,就有牛刀杀鸡、高射炮打蚊子之嫌。

   

   原儒高扬人的道德价值和人格尊严,以体会、践履、发扬仁道和成圣成德为人生最高价值取向。但孔孟深知这样的理想人格非平常人所能达到。他们以此自律自期,以此“苛责”君主,为理想中“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的君主确定最高的人格目标和社会理想,但他们并不以此标准苛责平民百姓。在原儒眼里,百姓是“修已以安人”的君子所“安”的对象,是君主所“治平”的对象,是以德临民、以德化民的仁人圣人所“临”所“化”的对象。他们若有一定觉悟和操守,能够言行一致,就可以算“成人”了。

   

   就算最缺乏宽容度的宋明理学,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原初主要也是针对君主而提的。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 正君心是大本”, “天下之事本在于一人, 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希望用“天理”来制约“天子”巨大的特权。后来,理学在民间愈传愈盛,统治阶级禁压之不得就抽象之改造之、异化之利用之,把理学乃从修身养性、成德成圣的内圣之学发展成了官方的理论工具和治国牧民之道,那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又,有网友不明白孔子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为何又强调等级身份,承认并服务于君主专制,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好胡说八道一番,把“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诬蔑”为“五统一”的社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位网友的误区在于不懂经与权的道理。根据儒家公羊学的经权论,“经”是指不能随意改变的原则,“权”是指因时、因地、因事制其宜的变通行为。孔子的等级思想,是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而言,是针对当时“家天下”的历史现实的“方便善巧”而已。便是如此,在向当时各国君主推销小康理想时,已是到处碰壁,已嫌陈义过高呀。小康无望,焉望大同?

   

   君子、仁人、贤人、圣人的道德要求是针对“上智”的,同样,老枭的“大丈夫之怒”也是为孙大午和少数“大”人物量身定制的。大午君本人以儒学实践者自期,一些学人亦以当代儒家重要人物乃至宗师相许,我对大午君颇为尊重,期望值颇高,当然要用大儒大丈夫乃至贤人圣人的高标准去衡量,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去衡量他的行为。当今中国小人成群,犬儒成堆,有资格提出大儒大丈夫标准并以此“苛责”孙大午的,舍我其谁?老枭不责,奈大午何?奈苍生何?

   

   裘实网友在《有感于东海一枭的大丈夫之怒》中说我“倾向于李草根的观点”,是想当然了。李草根估计也就一介卑琐恶俗都市女商人耳,能有什么观点值得我“倾向”?我是认为大午不值得与之较劲而已。我说过,我当然不奢望孙大午象文王、武王一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但我希望孙大午能弃血气之怒而养理义之怒,无好小勇而好大勇,希望他多发理义之怒,大儒之怒、大丈夫之怒!大午君在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实践儒家道德并多次为农民鼓呼,表现之杰出已颇具儒者和思想领袖的风范,我的骂文,只是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罢了。

   

   大午秘书马英华君来电邮表示她那篇《向“鞋套”宣战》有些情绪化,有些事没有交代清楚(大午君当时仅草草看了一眼,只字未改)。或许大午之怒并没那么“严重”。小马又写了一文并寄我看了,想澄清一些事情,但大午君不同意其文上网,怕她再次挨砸。更让我欣慰的是大午君“不负厚望”,前些日子邮来一文《鞋套事件的反思》(似未公开),对自己已已有相当深刻的反省。

   

   话说回来,任何“大”人物,都有这样那样“小”的甚至可笑的地方,从“权”考虑,偶尔发发小怒也无不可,恰显大午君之农家本色和赤子心肠。何况何况鞋套之争,自有其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用一般标准衡之,并不“小”。至于网络上的议论纷纷,大都无根无稽无深度,褒之不足为荣,毁之亦不足为辱,又何必放在心上?大丈夫以移风易俗造命回天之任自荷,心中当自有主心骨也。谨以此与大午共勉。

   2005-12-22东海一枭

   原载《议报》第23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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