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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鸣天下之二十三:古今变法辨

   改革之路是艰难的,历史上改革者结局常常不妙,历史的每一次起跳,几乎都伴随着作为起跳撑杆的改革家个人的被抛弃的巨大悲剧。朱总理也说要趟地雷阵万丈悬崖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一口留给自己呢。可见不仅古代,现代的改革也是危难丛丛!二十世纪末的虎年之春,“朱总理洒泪为商鞅”,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许多人在体谅老朱艰难的同时,也体谅了执政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无所作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变法与当今政改,变革虽同,本质大异。其中的区别宜明辨细察之,万不可混淆或忽略。简言之,当代政改,以尊民为目标,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方向。阿克顿说过,民主的实质是像尊重自己的权力一样尊重别人的权力。几百年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就是朝着提高民众地位这个方向前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历代变法,无不以“尊君”为鹄的,强兵、强国、安民、稳定,都是手段,最终目的都是向上指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利益。

   商鞅变法最为后人称道,也是战国时期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在奖励军功、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有其进步的一面,短期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但其指导思想,是极其邪恶极端反人性反社会的,为了强化政权系统,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他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建立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凡是告发奸人可以获得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不告发的有罪。如果一家藏匿奸人,与投敌所犯的罪相同,其余九家倘若不检举告发,要一起获罪。他主张轻罪用重刑,如对于盗窃者也判处死刑。

   通过变法,秦国富强了,然而这富强不过是通过社会动员将全体民众的财富聚敛到君主的手上。商鞅凭着严刑峻法和国家恐怖主义,以广大臣民丧失自由乃至生存权为代价,奠定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基础,一手拉开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历史序幕。

   正如法国博洛尔在谈及西方韩非子马基雅维利所说,马基雅维利的治国方法会带来的好处被明显夸大。因为这种方法通常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的结果。狡诈和暴力的胜利通常都是短暂的,如果从长远的历史时期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不道德的政策必然伴随着失败。狡诈与不正义并非总会带来好处,反而会不止一次地使热烈追求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事实印证了博洛尔的断言。从国家而言,权谋诈术、恐怖主义、严刑峻法、全民动员的农战政策等,只可作一种战时权宜之计,久之,不但殃民,也必祸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推行的治国之策依然是商鞅那一套,告奸、连坐、轻罪重刑,其效果就随时间而递减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胜吴广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大秦国二世而亡。在发轫于商鞅的专制集权制度中,中国社会开始陷入了动乱----造反-----成功------再动乱-----再造反的周期性历史怪圈中。

   从个人言,“机关箅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商鞅所依靠的秦孝公死后,他成了朝野共愤的秦国公敌。当他受到追捕,逃到秦国边境一个小旅店,希望暂住一宿时,旅店执行他“无官府凭证不许住店”的规定,拒之出门,为追兵所擒,受车裂之刑,并被灭族。真可谓以天下为敌,作法自毙。

    法家学说,不论是商鞅的政治实践、还是韩非子的理论体系,都是传统文化中最恶毒肮脏的那部分。我在《也谈政治家的素质》中尖锐地指出:几十年专制统治者的治术,可以说一直是外儒内法、暗儒暗法。韩非子的一套阴暗邪恶、既厚又黑的权术,被历代统治者修炼得炉火纯青、变本加厉。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年代,法家的法术势思想与马列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在一起,更是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文化大革命。

   韩非子所强调的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同名异质。他的法是“尊主”的手段,与专制统治者的“术”、“势”紧密结合在一起。法家文化是以恶为出法点,强调赤裸裸的政治权势和政治斗争,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缺乏对人和人的本性的起码信赖,敌视诗书礼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学术文化和人类的精神文明。商鞅将道德文化斥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一概排斥“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六反》)。

   不过,法家队伍,也是同中有异,并非铁板一块。今人每将管仲,子产等列为法家,其实他们与吴起、商鞅、韩非子等差别极大。以管仲为总代表的齐法家,受鲁学浸染,强调礼义廉耻的“四维”,主张礼仪教化,与受晋文化影响、以商鞅为总代表的秦法家大不相同。管仲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的改革措施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放在首位,主张减轻赋税,以扶持生产,开垦土地,增加财富,让人民丰衣足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春秋时郑国政治家子产则更了不起,司马迁就说他是一个“为人仁爱”的人。子产上台时,郑国内忧外患,于是他大力革新。他从整顿田制入手,重新编制公私田,以承认田地私有和个体农民的合法性。在土地私有之后,又减轻赋税,再次剌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公布成文法,使上下有章可循。他制超刑法,铸于鼎上公布于众,成为我国法制史上一大创举。最为可贵的是,他实行开明政策,从不动用公权力干涉舆论,更不会制造白色恐怖,巩固领导地位。他允许民众在“乡校”里议论他为政得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民众的批评当作治国的药方。他的有些措施,或不便民,或得罪既得利益者。在他的努力下,郑国国势渐强,人民也从当初的埋怨不满,转为拥戴支持,还编了一首歌赞美他: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可见,既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强化专制,只要确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还是能受到官民拥戴的。其实,管仲和子产,还有被后人归类为法家行列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诸葛亮、李世民、魏征、范仲淹、王安石、龚自珍、林则徐、康有为、谭嗣同等等,都是儒家出身或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除了头上戴着变法家的头衔外,与商鞅韩非子等正宗法家大异其趣。他们的变法,在维护专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社会各阶层包括底层民众的利益,更有助于社会进步。

   历史上的变法者可分为臣与君两大类。个人结局悲惨的都是前者,后者则往往个人社会双丰收。历史上不少帝王崇尚变法,又亲自参加变法,如秦始皇、曹操、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他们的功业成就,无不与他们推动、参与变法有关。

   与古代变法不同,当代中国所亟需改变的是法家设计的遗毒千古、造孽人间的专制制度。外顺世界大势,内合十亿民心,下利贫弱群体,中利中产阶层,上利党内健康力量。虽不免触及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眼前、局部利益,从长远而言,能解除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保证各级官员更好地行使权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会受到愈来愈多的拥护。

   真正视民主为洪水猛虎与之不共戴天的,是一小撮极端腐朽、彻底堕落、罪大恶极的特权分子。他们为了维护一已之私,置人民和党国利益于不顾,死抱着专制僵尸不放,坚持愚民政策、散布种种谬论,什么素质论呀、特殊国情论呀、民主等于动乱论呀等等。

   当然,邪恶势力与习惯势力纠缠在一起,改革的阻力依然不可忽视。但是,只要执政者依靠党内进步势力和广大人民的拥护,慎思明辨,胆大心细,知难而进,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即踏踏实实又堂堂正正行去,待以时日,必成大功。

   至于改革的具体路径何在,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制度中有利大中国的部分,可以从长计议。概乎言之,以尊民、爱民为旨归,就象八十八岁高龄的任仲夷老在十六大上发言时所说,就是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但不止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以后,不能只想到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政治利益﹑政治权利。对任何人,只要他没有犯法,他的政治利益,是不能侵犯的。要做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他们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什么是他们的政治利益”。

    朱镕基曾在局部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方面大多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了,如机构越减越庞大、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国企解困镜花水月…,等等,就是因为政改未能及时跟上。政治是纲,纲不举,网眼就张不开张不大。强硬勇烈、雷厉风行如老朱,面对高风险的金融系统、通货紧缩、银行坏帐、失业率急剧上升、贪污腐败极端严重、黑社会猖獗以及贫富悬殊、环境恶化、三农等种种问题,一等莫展,最后也只能以当一个清官为满足了。

   万弊丛生,人心思变。党国领导人如果具政治大智慧大魄力,顺势而动、与时俱进,实现政治现代化,必将获得绝大多数官民的倾力支持,从而开辟历史新局面,得罪的是一小撮丑类,得到的是彪炳万古的丰功伟誉!首发于《动向》2002、12东海一枭20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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