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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文化:以党治国

   党文化:以党治国

   由于北伐的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真正的脱胎换骨成了中国的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而“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的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1929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落实“以党治国”,起于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1924年引进“党治制”,又源于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及源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孙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定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在这种“训政”体制之下,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乡分部”,分别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双衙门”。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于台湾,并于台湾续之专政直到李登辉大总统“还政于民”最终了结“以党治国”的历史。

   国民党何以从一个为了解除皇权专制而自我牺牲,转变成如此有权力欲,且要使自己“高于一切”呢?一方面,这是在历次依靠军阀失败,而使得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理论上得出了当时中国人为军阀所苦是因其有专制的基础,只有以新的力量打破旧的基础才能真正的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受其“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侵淫,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而且北伐开始时的大部分资金都是苏俄提供,国民党还不得不接受一个共产党加入他们的组织,以分取他们的革命果实。

   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而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中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是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现在中国,与孙中山早年所追求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以及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

   1941年,邓小平对国民党这一政体的评价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反对国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播到我们党内来”。可是他好像并不明白,这以党治国的形式正是来自于,第三国际中国分区共产党的一级领导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于是,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看到的,是国民党于大陆以党治国的制度的结束,而共产党以党治国的制度的建立。

   如果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为了以“训政”手段,为全部中国人达到宪政而打下基础的话。共产党的“以党治国”是要以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身分,代无产阶级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权力,以快步进入他们脑子里的天堂之“共产主义时代”。在实际上,这里“以党制国”也最直接的形成了以“党委治国”政治生态,党委成为了这个国家里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一切以“人民万岁”的口号中,操作的是“党权高于一切”的事实,形成了“党委高于一切”“书记高于一切”直至“党员高于一切”的结果。在要求上是“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党中央保持政治一致。”在现实中,是每一个党支部都是一个小的诸侯王,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早已不是纯粹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成为了一个“权威主义”或者说“新权威主义”的指导下的国家。“以党治国”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旧有的封建主义又依赖于这个“双政府”的形态得到了活力,形成了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坏资本主义”的形态。这里的“以党治国”的“党”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可言,只有实用主义可以对其做一概括性描绘。这种实用主义在现阶段是掠夺性的,“以党治国”成为原始的无秩序资本积累的必要工具,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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